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同时期形成互不相联、大小不一的武装割据根据地，同时各部队经常处于大范围高频率的运动过程中，无线电通信几乎成为我党、我军实施指挥对各根据地、部队和战场进行管控的唯一技术手段，我军通信兵依靠自己特有的“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勇敢顽强、分秒必争”无比的战斗作风和有限通讯器材从技术层面上全面提升了作战样式，实现了空前规模科学的人民战争、现代的人民战争。保证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方面军总部能够做到号令全军、统一行动“运筹于帷屋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极大地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被部队各级司令部首长和广大指战员亲切地誉为“人民的耳目、军队的神经”。
    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军已经拥有近万部电台（包括无线步话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军已经拥有3万部电台。今天我军已经拥有数十万部（套）电子战装置。

    全国解放后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通信指挥学院为指挥系学员，在苏军教官地辅导下结合我军实战通信经验，系统地总结、学习了现代通讯指挥业务。
    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军校处副处长，长期主持通信院校工作，为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走遍了重庆、上饶、沈阳、南京、汉口、宣化、张家口、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等通信兵院校。有时长期在外住校解决办校的教育方针和具体的实际问题，为我军通信兵种兵种正规化、现代化费尽了心机。
    他为自己树立的座右铭是：多做日常细小的麻烦得工作，少说漂亮话——列宁。
    1963年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科学技术部，并任副部长（军职），长期主持科技部工作。他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兵的技术进步不遗余力地团结从海外回国的高级技术人员、起义人员及我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无论是在正常年代还是在非常时期，有时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予以他们爱护和帮助，不怕连累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专业上得到充分发挥，保持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技术力量的稳定性、系统性、超前性。如六○年代回国的具有世界影响、全军著名的信息战专家陈太一（曾长期担任通信兵总工程师）,如我军自己培养的新一代领军信息战专家杨千里（八○年代曾任总参通信部主管技术的付部长）他都能引为知己，无话不说，默契配合。
    在兵种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参与组织、领导、实施了野战条件下电台手摇马达小型高效化的研制和开发；通讯电源现代化的研制和开发；无线单边带电台的研制和开发；无线电自动跳频电台的研制和开发；卫星通讯的研制和开发，指挥自动化的研制和开发，为我军CI4SRT系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抢占了先机。
    参与领导组建了61所等多个专门信息战方面的世界军界闻名的研究所；参与组织实施了我军通信装备小型化、集成化、无线通信网络化、全军军用通信电缆战场预设化、野战通信车载化、微波接力通信、微波人造电离层通信、散射通信、电子对抗等工程，为建立我军通信、信息战、电子对抗的高科技、现代化、独立自主、全面提升战斗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尤其是在当时的半导体技术不完全过关条件下，我国又被国际反华势力经济技术封锁状态下，力排众议，果断决策，避免纷争，大胆用电子发射管配合半导体电路，使我军战术电台逐步实现晶体管化，小“81”、小“71”等无线电台装备即保障了20世纪60、70年代，我军战备、执勤、自卫反击战、剿匪作战（包括西藏平叛、宁夏平叛，中印边界反击战等等）的稳定、可靠、不间断的军事通讯需要，同时又促进了我军事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促进民族军事工业和国家电子事业的发展。使当时我军自制的战术通信电台的性能并不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同类装备。这应当是根据我国国情我军通信装备更新过程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他主持工作其间，根据我军将准备面对强敌，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状态，主张我军一个时期内战时通信保障的战略构想：以建立多群无中心移动短波单边带自动跳频、扩频电台、加手键发报、瞬间发射为主，与预设战场预设电缆有线通信相结合，以卫星和其它通信手段为辅的一整套战场通信保障方略。此构想为周边国家友军及战事不断的有关国家武装力量所重视和汲取，并获得了实战印证。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预设战区电缆，表现出现代战争在超强火力打击条件下通信保障能力的顽强性和持续性，令美军束手无策。
    到1984年他奉命离休时，结合我党我军数十年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过程中信息战的实际案例，依靠他所尊敬的兵首长、战友们及自己的战争经验，在不断吸收世界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我军通信兵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我军特有的、敢于和世界任何强军对抗的军事通讯联络、电子对抗、现代信息战的思路、战法和手段，并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成功的。为以后我军进一步信息化和信息战的发展预留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

    在位期间他经常深入部队、院校和科研部门检查指导部队的通信工作，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通信兵的技术进步和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为实现的兵种的五个统一：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的兵种治兵原则费尽了苦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维晞担任我军主要通信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不争名、不争利。
    解放初期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尤其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员和在总部机关工作的人员，要主动压低自己的级别待遇，这样才能带动全军不因为全国胜利而去争名利，长期保持革命理想的纯洁性。
    在彭德怀同志的倡导下他主动压低自己的军衔和行政级别，直到奉命离休前20年没有提升一级，表现了革命者不计名利的高尚情操。
    在我军正规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为我军通信高级军官，长年累月、一点一滴、持之以恒，一生自觉严行我军军容风纪，帽徽领章订的一丝不苟，什么时候穿军装、什么时候不穿军装，什么场合行军礼、什么场合不行军礼，什么场合带军帽、什么场合不带军帽都按规范要求去做；正式场合不苟言笑；对军服发放从来自觉执行“交旧领新”制度，对上交的旧军装洗干净、补整齐、折叠好，从不缺少一件；从不为私事使用公家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一辆汽车；因公出差从不去附近旅游景点参观游览。身为高级干部坚持每天随部队出早操。还跟随毛主席、总司令积极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集体劳动。
    60年代初，为了活跃部队气氛，恢复延安时期的优良的革命传统，提高中高级通讯军官的身体素质以适应当时繁重的战备、战勤需要，他积极筹划组织军委总部六兵种两学院（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总政治学院、总后勤学院）机关将校篮球队（队员全部由将军和校官组成）联赛，并出任通信兵机关首任将校篮球队队长，1964年在全军各军兵种机关将校篮球联赛中几乎夺取全军冠军。
    平时一有时间，他最愿意和基层官兵和随军职工同下一盘棋，同游一池水，同吃一锅饭，没完没了的说话谈心。他从不无原则地趋从权贵，从不阿夷奉承，从不搞庸俗的“人际交流”，从不出风头，不爱财、不怕死。表现了一代革命军人特有的形象和严谨的生活作风，赢得了部队和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困难、危险的环境里只要有他在场，部队就感到安全、有办法，就有正气和公正可言，就有稳定和希望。
    文化革命期间受到错误的对待被免职下放到干校。
    后任国防科委第19 研究院第19 研究所（军用卫星地面站所6000人）军管会主任。苦口婆心消除派性、解放干部稳定科研和生产。
    文革结束后任通信兵后勤部党委委员、政委；中共通信兵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总参通信兵部顾问，解放军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恢复工作后面对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战中出现的“联络不通、雷达迷茫、兵器失控”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积极向总部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在中越战争中，坐镇北线（对苏方向）前指，慎密部署我军通信联络和电子对抗，严阵以待，以“不战以驱人之兵”，有效防止了我军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为南线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的历史阶段转变的关头，忍辱负重团结通信兵中高级干部、广大科技人员，广大职工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分清是非、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兵种的荣誉，为维持通信部队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觉服从党的主流决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服从大局，经得起寂寞，守得了清贫，做到了“军队要忍耐”。
    他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受到运动的冲击，还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级别待遇，他都含冤不恕，沉默寡言，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信我们党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位的最后时刻他为大批通信兵中高级干部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级别待遇过低的问题，但并不包括自己。及时组建了多个相应的干休所安置离休人员。
    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应为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奉命离休后，当选为北京市第八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患病瘫痪13年，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间静水深流，面对蔑视传统、随波逐流，他不屑一顾；面对陋室狭堂、烦病减医，他坦然处之。继续关心着我军电子对抗的现代化，继续关心着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时刻关心着人民的冷暖，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时刻关心着身边勤务战士的学习和生活，时刻关心着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支持子女参加农业生产投身养鸡事业。勇敢地面对死亡。1999年7月在家中去世。最后维护了一个革命军人一生应有的尊严。
    根据生前遗愿没有举行追悼会。
    在他去世的第一时间徐向前元帅的长子（时任总参通讯部长）暂停一切公务来到家里表示哀悼；面对极其悲痛的遗属黎东汉、崔伦等兵种的老人久久不能离去；兵部大院西平房（随军职工宿舍区）传出了哭声……
    组织决定他随同总司令、总理的通道火化。那一天本来晴空万里，那一刻突然狂风大作乌云滚滚惊人的电闪雷鸣，紧接着下起了倾盆的大雨……
    他的一生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经历了新中国的创建、诞生、巩固和发展，经历了我军通信兵艰难而光辉的发展历程。在毛主席思想路线领导下他与无数牺牲了的、还活着的、有名的、无名的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用无私的奉献、流血、牺牲的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指战员通过不懈的斗争换来了今天的胜利。胜利来自组织的力量，来自系统的管控，来自严肃的态度、严格的纪律，来自默默无闻的努力，来自集体奋斗的结果，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人民军队是中国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万岁！
    周维晞同志永垂不朽！

 
病中的周维晞同志和他身边的勤务战士

    本文资料来源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战史》一、二、三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彭徳怀回忆》
    《王铮文选》
    《刘寅文选》
    《刘格平文选》
    《锋火关山》－王政柱战时文件、日记（原红军总部作战科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海军参谋长）
    《英雄通讯兵》
    原总参通信部部长崔伦同志生前有关谈话记录
    原军委通信兵副主任黎东汉同志生前有关谈话记录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同志在301康复楼谈话记录
    并根据电子信息产业部系统、总参通信部系统、总参三部、四部系统、海、空军通信兵部、雷达兵部、新华社系统、广播电视部系统、外交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原西苑机关等相关单位相关京内外部分老同志及亲属回忆、谈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