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将领，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1930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师长、西路军组织部长，解放后任纺织部部长。在西路军惨败后，张琴秋落入马家军的虎口，历经劫难于1937年10月回到了延安。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指战员不畏艰险，冒着严寒浴血苦战，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二万人马伤亡过半，几乎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数以千计的红军官兵被俘。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后，西路军被迫分散突围。西路军余部两千余人，分左右两个支队，分头向祁连山以西和以东打游击。张琴秋所在的左支队，几次遭到敌人袭击，最后队伍完全被冲散，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有一次又躲过敌人后，她思量，与其这样受冻挨饿，迟早总会被抓住侮辱而杀害，倒不如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倚住一方巨石，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果断地抠动扳机，却没有枪声，打开弹夹，子弹打光了。她拆卸开手枪往雪地扔时，望着屹立着的白皑皑的一座座雪峰雪岭，活下去的信念又渐渐地强烈起来。她决心与敌人周旋到最后，于是伺机向山口转移。一路上，她发现不少西路军战士的尸体。特别是妇女先锋团的女战士死得更惨！全被敌人扒光了衣服，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在下体里塞满了石头或木楔，鲜血凝成冰块，赤身躺在这空旷的荒野里。鉴于此，中央军委便决定今后不再单独设立纯妇女的军事建制。

　　当夕阳半隐时，张琴秋被当地民团搜山时抓住了。

　　这时，马步芳已得知徐向前、陈昌浩“化妆潜逃”的消息，随即将注意力集中在张琴秋身上，他知道张琴秋是陈昌浩之妻，没有缠过脚 ，外号叫“张大脚”。于是，下令马家军每抓住一个女红军，先要问她是不是张琴秋，倘是女红军脚比较大，便盘查得更加严格、更加仔细。敌人将她押往甘州（今张掖），交给“大衙门”内的第三百旅旅部，韩起功旅长听说抓到个女红军，他要亲自审问。

　　张琴秋被押了进来，她身上是破破烂烂的灰军装，头上包一块又旧又脏的灰布，脚上是麻布片外加着草鞋，看上去很像一个乡下老太太，杀人如麻的韩起功把手枪往桌上“叭”地一拍，厉声喝问：“你叫张琴秋！”

　　张琴秋从容不迫地用四川话回答：“我姓苟，叫苟秀英，四川人，在家受穷饿肚子，受不了，为混口饭吃，跑到红军里当了个伙夫。”

　　韩起功曾听说张琴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会讲五国语言”，是个有模有样的知识人才，怎么会是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四川女人呢？韩起功听她讲罢，略显失望地挥了挥手，张琴秋立即被推出门外，关进了营区附近一个放置柴草、大车的场院里。

　　“苟秀英”，确有这么个妇女战士。那是在川西北马家塘转运伤员的路上，遭到敌机袭击，当炸弹从空中呼啸而下时，一位名叫苟秀英的不到二十岁的川北姑娘，飞快地扑向担架，保住了伤员，她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个妇女兵的形象，一直浮现在张琴秋的心中。她被俘以后，并没有想过要准备一个什么化名，而当韩起功审问她时，张琴秋随机应变，脱口而出，竟很自然地说出她是“苟秀英”。那口吻，那神情，竟让贼眼尖锐的韩起功也丝毫觉察不出什么破绽。

　　三天后，敌人把她当成普通的女红军战士，押送到青海西宁羊毛厂做苦工。当时，有部分红军剧团的同志被俘后，也被押送西宁。敌人将这些同志强行编为敌一百师的剧团，并派敌参谋处一个姓赵的处长兼任该团团长。不久，剧团里又送来一位被俘的同志。大家从她的口中得知张琴秋已被俘押送到西宁羊毛厂，一个个感到焦急不安，都为自己的好大姐、好领导的安危担忧。她们深知张琴秋是我军的高级干部，有名的红军女将，敌人正四处悬赏捉拿的重要人物。万一身份暴露了，定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保护好张琴秋。后经商量，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即以剧团需要一个做饭的人为由，派人向敌赵处长提要求，并有意向赵提示说：“听说城南羊毛厂有个会做四川味道饭菜的人。”赵听后，为避免剧团多次因饭菜问题而引起闹事的麻烦，便随口答应说：“好吧！我给羊毛厂说说，你们去看看。”就这样张琴秋装扮成又黑又老的伙夫来到了敌一百师剧团。

张琴秋的到来，使剧团的同志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一时，人人心里都像有了主心骨。张琴秋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她牢记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的职责。为把大家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她抓住一切时机，积极主动地和同志们商量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并经常借晚上敌人安排读报的机会，向同志们进行宣传教育。她利用敌人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揭露敌人的谣言，并从中分析讲解革命形势，使大家知道红军又打了哪些大胜仗，以及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发展壮大情况。在张琴秋的宣传鼓动下，同志们更加坚定了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可是，新的情况又威胁着张琴秋，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要亲自“视察”“新剧团”。此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张琴秋有暴露的危险。

　　女俘中的几个共产党员紧急研究决定，在国民党特派员李晓钟“视察”“新剧团”时，让张琴秋请病假不参加列队。这才使张琴秋躲过一劫。但是，搜拿张琴秋的风声始终很紧，“新剧团”的赵处长动不动就在女俘中进行盘查，并加强了暗中监视。大家决定先让张琴秋离开“新剧团”再说。

　　第二天，女俘们向赵处长提出强烈要求，“苟秀英太脏，又有病，不能再让她做饭！”赵处长怕女俘们闹事，只得把张琴秋从厨房调走。女俘们又趁机把这个又脏又病的“苟秀英”送到了杨万才家。杨万才是共产党员，原来也是西路军战士，被俘到西宁后，为保护自己，利用马步芳“宽大”，与被俘女红军赵全贞结为夫妇，于是，这里便成了女俘们常来常往的家。本想张琴秋住杨万才家较为安全可靠。不料，一个叫杨少德的被俘女红军前来串门，认出了张琴秋，说：“张部长，到我家玩去吧，我男人姓陆，也是浙江人，和你是老乡……”

　　“不！我不姓张！我姓苟，我是四川人，不是浙江人……”张琴秋慌忙掩饰。

　　女俘们全都知道，杨少德已经嫁给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科长陆澄，政治上很不可靠，于是又赶紧以张琴秋生“大疮”为借口，送她进了西宁的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当时是西宁唯一的地方医院，有二三十个被俘女红军关在里面做勤杂和苦工，其中有陶宛荣和吴仲廉。陶宛荣原来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营长，吴仲廉原来是西路军的政治宣传人员，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听说张琴秋进了医院，她俩便相约去看。见面后，除了谈分离后的遭遇外，还告诉张琴秋一个重要的情况：在一条山战斗中，吴仲廉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放走了敌人一个叫罗承训的医生，对他进行了教育，并发给了8块银元的路费。吴仲廉到西宁后在医院又见到了罗医生。罗医生非常感激吴仲廉，在院长面前说了吴仲廉很多好话，并要求马步芳留吴仲廉一条活命回去。临别，她们商量，想利用罗医生把张琴秋一同放走。

　　中山医院的院长叫谢刚杰，湖北人，留学日本冈山医学院，当时还兼任青海省政府卫生处长，为人比较开明。经罗承训医生说情，他答应抽机会放吴仲廉和她的好朋友陶宛荣、张琴秋逃离西宁。

　　不久，由于杨少德的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一个个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可是李晓钟没有把张琴秋的底细转告马步芳，其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嫡系和地方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想争功，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

　　1937年7月，李晓钟奉命到庐山受训，便派人悄悄地把张琴秋和其他两位女同志一道押送南京向其主子请赏。

　　张琴秋等人出了西宁。几千里艰难行程，步步荆棘，她们身边依旧险象环生。汽车破旧，路途多雨，路上总是抛锚。途经平凉停下修车，张琴秋与吴仲廉上街转悠，忽然看到一位叫朱兆林的红军采购人员。她俩喜出望外，像见到亲人似的连连打听，得知平凉以东数十里驻有红军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郭述申。张琴秋晓得三十一军是由原七十三师扩编的，五年前她曾在该师任过政治部主任。于是，她和吴仲廉急忙进了一家文具店，给肖克、郭述申写了一封便信，信中讲，她们三人将被押解到西安，请设法进行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