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滕代远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既是我军领导人之一,又是一位永远不会忘记人民的普通一兵。

　　我从军生涯的30年，大多在远离首都北京的边疆海岛,或是茫茫戈壁,或是深山老林,但无论我在哪里戍边,总能收到父亲的亲笔信。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提醒我保持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高风亮节——艰苦奋斗，一往无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写给我的3封信。

　　爱人民群众，吃大苦，耐大劳

　　1968年2月，我应征入伍参军离开了北京。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这里风沙迷漫，滴水成冰。部队的伙食标准有40%的粗粮，一开始我不太习惯。一次我们部队去农村参加翻地劳动，午休时农民给我们端出最好的饭菜；每人一碗玉米糊糊，一个班十几个战士只有一盘摆放了4个玉米面掺白面蒸出的馒头。看到农户一家老少都端着碗喝玉米糊，我们这群干了一天活的年轻战士，谁也没有去动那4个馒头。艰苦的环境，强烈的反差考验着我。我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描述了环境的艰苦和群众生活的贫困。他很快给我回了信。他借古人语，称这里是“金张掖，银酒泉”。父亲1954年指挥建设兰（州）新（疆）铁路时来过这里，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地方蛮有感情呢。以后我经过学习党史方才知道父亲1937年5月受党中央委派，与陈云率领接应西路军的代表团，带领满载武器弹药、被装和军需食品的50多辆大汽车在祁连山星星峡迎接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队。父亲以后多次来信对我说：这是一块浸透烈士鲜血的土地。你要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吃大苦，耐大劳，为我们中国自己的导弹核武器发展做出你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来。父亲的话时刻激励我发扬红军传统，“吃大苦耐大劳”，这也是父亲为我当一名好战士定立的标准，简单明确。在新兵连训练结束前夕，我向党支部申请：要求把我分到最艰苦、部队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让我这个新兵来当班长，带领一个班十几个战士，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苦的任务，我们班被评为“标兵班”，我也立功受奖，参军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把入党的喜讯报告给了父亲，他在来信中要求我：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永无止境。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69年8月，部队任命我代理四站站长，我带领自己的部队在各种艰苦条件下锤练精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备任务。1970年夏季，大学恢复招生，部队准备送我去大学学习。可是8月10日，我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受伤，昏迷不醒。部队马上通知我家里，要求前去探望。秘书第二天就要来看望我，父亲以一个老红军的胸怀嘱托秘书：“你到部队去，请向领导转达我们的意见，如果还有希望，请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和国家服务几十年。万一抢救失败，我们不提出任何要求，一切按照部队规定办。”爸爸让秘书转告部队领导：“家属的意见就是这些，没有别的要求。”秘书赶到部队，看到昏迷不醒的我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这时父亲接到了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他以党的工作为重，要求秘书迅速返回，与他一起飞往庐山参加全会。

　　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医生的奋力抢救下，我终于苏醒了，摆脱了死神的威胁。当我得知自己负了这样重的伤后，曾经一度悲观过，我这么年轻，就负了这样重的伤，以后怎么去拼搏、生活啊？不久，我接到了父亲的信，他在信中激励我：“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父亲说：“过去你能以一个共产党员标准工作训练，完成任务不怕苦，现在还要加上一个“不怕死”，死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阻挡你呢？”我想起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守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中，他都曾被敌人的子弹、炮弹击伤过，用他的话讲，死都死过几回了，还怕这怕那吗？父亲的身上，至今留有弹洞。与他相比，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于是我鼓足了勇气，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求规范自己的行动。我在养伤中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努力去做健康与伤病这对矛盾的转化工作，在几个医院养伤，我只要能下床，就积极帮助医生、护士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卫生清扫工作，去炊事班帮厨。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和广州军区总医院，我都因为工作积极被医院表彰，并在大会上发言。不到10个月，我就返回部队，重新战斗在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

　　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

　　1971年，我被提拔为军官，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给我来信，嘱咐我要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他说，军官要做战士的表率，不仅军事技术要当士兵的表率，更要在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上为士兵做出好榜样。父亲要我加强理论学习，特别要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看问题、分析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父亲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毛泽东相识。1926年5月，他受湖南省委指派到平江县委工作，以后又任长沙近郊区第一任党委书记、农民协会委员长。“马日事变”前，柳直荀任省农协秘书长，父亲担任省农协委员长，并任湖南省委常委。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负责农运工作，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就是由父亲陪同他视察，以至43年以后的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大声地对父亲指名道姓地说：“滕代远，你那时不是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吗，叶德辉不就是你杀掉的吗？……”两年后，蒋介石叛变革命，父亲和彭德怀发动了平江起义，带领红五军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从此父亲就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为中国革命这幅大油画增添色彩。父亲对毛泽东十分敬重，因为他深刻领会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的雄才大略，父亲要我在工作中学好用好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政治套话，而是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来说服我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

　　父亲在来信中要我和战士打成一片，星期天、节假日多到炊事班去帮厨，帮战士站岗，让战士休息，这是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我想起父亲讲过：1929年1月4日，红五军军委与红四军军委，湘鄂边界特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会议。会议做出决定：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将扼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父亲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16日敌人调动了22个团3万多兵力分五个方向进攻井冈山。红五军十大队和五井赤卫队共200多兵力在大队长彭包才和党代表李克如的指挥下守卫八面山。敌人先派了3个团的兵力进行佯攻，以探查红军的火力点部署，然后架起火炮用地毯式炮轰把哨口工事摧垮，红军又多次修复。父亲在茨坪指挥部参加完紧急军事会议后，连夜赶往八面山。这时天气更冷，雪下得更大，八面山的气温降到零下十度。被敌人炸毁的工事因为冻土挖不动无法修复，而没有掩体的阵地很难防守。父亲在八面山仔细查勘地形后，召集彭包才，李克如等领导骨干在战地召开了“诸葛亮会议”，讨论决定把桌椅围起来，用棉被和稻草铺在上面，然后浇水冻冰。试验后果然成功了。于是八面山哨口筑成一道道冰堡防线。红军依靠它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从17日战斗打响，连续打了7天7夜。爸爸和指战员们一样没法吃饭，只能在战壕里一把炒米一把雪充饥。夜幕降临，父亲冒着大雪又赶往另一个哨口黎坪。他用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来教育我：越艰苦越离不开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这样要求年轻军人的，1974年，母亲带我去万寿路看望朱德同志。朱老总看到我穿着军装，就关切地问我现在部队里军官和士兵的关系好不好？朱老总说，你无论当哪一级的军官，都要时刻把士兵放在心里。我请朱老总放心，我上小学就学过“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我会永远保持“普通一兵”本色的。父亲和朱德的友谊始于战争年代的1928年12月11日。那是在江西宁冈县新城，“平江起义”后辗转湘赣的红五军与井冈山的红四军胜利会师。42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与24岁的红五军政委滕代远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共同庆贺红军力量的又一次壮大。庆祝大会上，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滕代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讲台因为是用竹子捆绑的，承受不起多人一起上台的重量而垮掉了。会场上有人小声嘀咕：“刚会师就垮台，真不吉利。”朱德听说后，爽朗地大步上台说：“同志们，台子垮了再搭起来就是了，没什么了不起，革命的台子永远是垮不掉的！”滕代远和全场红军战士报以热烈的掌声。1930年8月23日，在湖南浏阳永和镇，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副总政委滕代远。从此，滕代远就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努力奋斗。

　　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这是父亲在多次来信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他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1971年我提为军官后，总希望自己在军事上有所发展，对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没有多大兴趣。父亲耐心地开导我，要我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父亲说，革命是一列奔驰开进的列车，为了列车准时到站，列车上的列车长，正驾驶，副驾驶，司炉，乘务员，火车站的信号员，扳道员，车辆段的检修工，铁路局的调度员，指挥员……一个岗位都不能缺少。为了革命的全局，需要你在哪里干，你就在哪里踏踏实实地把本职工作干好，没什么价钱可讲。父亲还用他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来教育我：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和选择。父亲1924年刚参加革命是做学运工作，以后党让他从湘西到湘东做农运工作，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最嚣张的时候，党指示他抓武装斗争，做兵运工作。在1927年9月初，他担任毛泽东任师长的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直辖二团团长。1928年6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因叛徒出卖牺牲，党命令父亲去接替郭亮的工作，那真可称为“前仆后继”的壮举。1928年7月22日，父亲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组织发动了湘军独立五师一团彭德怀部“平江起义”。在红军初创时期，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从红五军党代表到红三军团总政委，从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到东方军总政委。后来，父亲被派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坦克，火炮，飞机的使用后，1937年回国，党就命令他从此担负军事工作责任。1938年1月，父亲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2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