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方与蒙民的关系。后来，跟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也交好，互派代表商谈贸易。我方经常派人持介绍信到蒙地买马，蒙方都热情帮助。蒙古族人来盐、定赶集做买卖者增多，我方都给予照顾和方便。中共三段地工委能够在蒙地长期存在，与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该地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组织筹粮委员会

　　1936年11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联合作战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后，全部后撤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休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驻在盐、定交界处的梢沟塬村，也就是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讲到的“我和任弼时住在一个一米高、两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的那个地方。此时，毛泽东电示李维汉、董必武在定边成立“筹粮委员会”，由李维汉、董必武负责，高岗、贾托夫均为委员。

　　筹粮委员会成立以后，马上在盐、定两县开展筹粮工作，至今，在宁夏博物馆还保存有向盐池县南区三乡农民白天义借谷子二斗五升的《借粮证》。上面写着：“为着抗日战争胜利，保证抗日红军给养，征求爱国人民自愿地借粮给苏维埃，以便充分供给抗日红军，这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的光荣义务！”盐池农民张世英等，还保存着他们的前辈借粮给红军的《借粮证》。这都是盐池人民积极支持抗日红军的历史见证。

　　大约在12月8日或9日，李维汉和三边特委书记贾托夫一同到梢沟塬向彭总汇报筹粮工作。彭总问筹了多少粮，李维汉回答：“只能保证三个月。”彭总说：“可打三边。”李维汉根据盐、定两县地广人稀的情况，又说：“也筹不了多少。”彭总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

　　定边距梢沟塬90华里，李维汉与贾托夫骑马当日返回定边。刚过了两三天，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央电令贾托夫回保安待命，三边特委书记一职由李维汉代理。12月17日，在三边休整的红军主力全部南下。此时，又接到彭总电报，说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就此结束。12月下旬，中央又来电召李维汉回保安，接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职务。李维汉在盐、定虽然只工作了3个月时间，但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大量有益工作，是三边老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纠正盐、定两县工作中的两个偏差

　　李维汉同志善于调查研究和观察思考。他来到盐池、定边两县以后，很快就发现了这里前一阶段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过左行为。

　　一是，少数武装部队和地方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发生了错打土豪甚至乱捕乱杀的现象，几乎把所有的地主豪绅都吓跑了。按照当时政策，对工商业者，一般原则是只没收他们当中的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财产。而盐池县共没收了11家商店，其中只有两家是反革命的，其他各家则是一般的商人兼地主。定边则将一家靠做木匠活起家的店铺也没收了。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打教员当中的“土豪”，结果把一些知识分子也吓跑了。

　　二是，在领导工人（店员）进行经济斗争时，没有很好地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片面地强调工人的眼前利益，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和行会主义的错误。例如，硬性规定将工人工资平均增加55%到73%，还规定老板要给工人发鞋袜，工人回家半年之内不得扣工资等。结果引起劳资关系紧张，少数工商业主感到无利可图，出现关门停业甚至外逃的现象。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李维汉和毛泽民协助三边特委，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切实纠正了前一阶段所发生的偏差，进一步调整了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而且争取外逃的豪绅地主和知识分子大量地返回了苏区。例如，定边县外逃的地主豪绅128户，回来了124户；外逃知识分子67名，回来了43名；少数外逃的富农也全部争取回来了。

　　为了引起其他各地对于上述问题的注意，李维汉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9月中共的党内刊物《党的生活》第10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