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太仓路127号有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是“博文女校”旧址。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借“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居住在这里(该地现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博文女校的创办人和校长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的夫人黄绍兰(1892－1947)。黄绍兰原名学梅，字梅生，1892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早年酷爱《木兰辞》，为花木兰替父从军所感，遂特别取字绍兰，后以字行。她于清朝末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任开封女子师范学堂教员。1911年曾经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她即南下武昌，投笔从戎，旋又受黄兴的派遣赴上海，与陈其美取得联系，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自任团长；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她就留在南京协助黄兴工作，并提议创建辛亥烈士忠裔院，任院长。1916年，她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等租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民房创办博文女校，以后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难，单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办。第二年黄绍兰得到张謇之兄的资助，又租蒲石路(即今太仓路127号)住宅复校。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党条件在思想上、干部上和组织上日趋成熟。1921年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见时机成熟，便纷纷商议酝酿着要正式建党。并决定利用7月放暑假期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为了避免反动势力的干扰破坏，代表们对于选取可靠安全的会址、住宿场所都动了不少脑筋。大会的会址很快一致选定了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家里。因为大家考虑:当时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李汉俊兄弟住的两幢房子(望志路106号、108号)是沿街的里弄房屋，有后门通向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环境较为僻静。李书城的身份和“李公馆”附近的环境，对“一大”的召开能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当再议定代表们较为理想的住宿之所时，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希望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宅相近的地方作为代表宿舍。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曾任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于是有些同志便提出用黄绍兰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的建议。这里距“一大”会址较近，正值暑假期间师生均已离校，既安静又不引人注意。这一意见经过认真讨论，也统一了下来。

　　随后，又研究了具体落实的措施。那就是:念及陈独秀和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在北大共过事，湖北代表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又与黄侃一同并肩战斗过，是黄侃的挚友，于是决定通过黄侃的关系，由董必武致函黄侃和黄绍兰，称北京大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提供方便，借博文女校小住，上海代表李达直接与黄绍兰会晤。最后，经大家慎重考虑，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直接联系较为妥善。

　　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黄绍兰一贯对进步事业都热心相助、尽力支持，这时又适逢暑假，女校的师生都放假不在学校，学校空着。一天，王会悟登门拜访了黄绍兰。当说明了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校长租借房子的来意后，黄绍兰爽快地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黄绍兰立即为代表们着手准备安排住宿、吃饭等有关事宜。参加“一大”的代表共13人，有: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刘仁静、张国焘，广州的代表陈公博、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日本留学生中党员代表周佛海，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柯斯基参加了党的成立大会。

　　各地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后，有9名代表被安排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子学校内。黄绍兰把他们安排在该校当街的一排校舍的楼上: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黄绍兰给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只配备了一个厨师兼校役住在楼下，别无他人。黄绍兰交给这位厨师的任务一是为代表们做饭，二是严格把门，不许放进任何一个外人。安排就绪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便在当时上海法租界处的博文女子学校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