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雨花台《文萃》三烈士墓

　　《文萃》最初是由几位来自国统区的青年记者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创办的民间刊物。创刊之初，《文萃》主要以选摘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大后方”报刊上的文章为主。

　　1946年初，我党为加强对《文萃》的领导，成立由孟秋江、黎澍、王坪、黄立文、计惜英组成的理事会，黎澍任主编。至同年春夏之交，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步的新闻界工作者已陆续来到上海，《文萃》就改为以刊登特约专稿或作者投稿为主。李南山、公孙求之(胡绳)、宦乡、乔木(乔冠华)和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施复亮等经常为《文萃》执笔政论性文章；郭沫若、田汉、矛盾、骆宾基、刘白羽、臧克家、丁聪、方成等文化界人士也常为刊物撰作文艺作品。

　　《文萃》为综合性刊物，刊出的政论性时评、通讯、专访等文章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正面目，对国共双方在战场上力量的消长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也给予真实的报道；同时也刊登一些诗歌、漫画等文艺作品，很快就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必读刊物。发行量最多时，在全国有30多个特约经销处，还出版过合订本、北平航空版等。国民党当局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进步刊物存在，中统特务开始对《文萃》进行侦查。

　　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香港的胡绳意识到《文萃》的危险，遂给黎澍写信，要他把刊物停了，到香港去。但中共上海局认为上海地下党需要这个刊物在群众中做工作，决定黎澍走后，由陈子涛接任主编。《文萃》开始由16开本改为32开本，不定期秘密发行。到当年7月被查封时，共出版《论喝倒彩》、《台湾真相》、《人权之歌》、《烽火东北》等10期，每一期都是当时读者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黎澍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文萃》转入地下后一般印刷厂不敢承印，急需有个安全可靠的印刷厂。恰巧，早已和他相识的骆何民从福建狱中出来到了上海。当骆何民得知《文萃》因印刷困难将无法出版时，就主动承担起筹办印刷厂的重任，并用很短时间办起友益印刷厂，由他任经理，负责《文萃》的印刷。刊物的发行仍由以前《文萃》经理部经理吴承德担任。

　　也是在1947年3月，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为侦破《文萃》案，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很快，一家大报广告栏内中一则“找寻银老太太”的广告，引起叶秀峰的注意。几天后，中统在那家报纸相同的位置刊登出:“白发娘望儿归”的广告，下署“银老太太”还留有地址，并派已潜入中统的中共党员卢志英守候。三天后，卢志英向中统汇报说:“没有人来。”实际上，登报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过“银老太太”。

　　不久，卢志英因不慎暴露身份而被捕。但中统没有从卢志英身上得到任何《文萃》案线索和想要的东西，只好派大批特务对路边的书报摊和上海市各印刷厂进行秘密侦查。7月18日，《文萃》的几名地下发行员在杜美公园(今襄阳公园)和陕西路、亚尔培路(今延安西路)被捕；23日，友益印刷厂被特务发现，特务还跟踪到骆何民的住所，把隐藏在此的陈子涛逮捕。吴承德也在装订最后一期《文萃》时被捕。中统特务认定卢志英、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是《文萃》案的“要犯”，对他们施行种种酷刑，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但他们至死不屈，始终没说一句有害人民的“供词”。

　　1948年10月，国民党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叶秀峰指示中统各处、科、室对所经办的案件进行清理。处长室专员孔庆骧在呈报给蒋介石的《文萃》案上写道:“拟请将陈子涛、骆何民、卢志英三人秘密处决。”很快，蒋介石的批文就转回中统:“所拟处决共匪陈子涛、骆何民、卢志英三名照准，饬宪兵司令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