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代表中，李达与湖北籍的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会，那年李达31岁。

　　一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时

　　，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905年春，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进校后，入学时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他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因此李达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的成绩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学期李达都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到了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第一年，李达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于次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二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上方便，李达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后来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彼此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其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然而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让，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这样，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后来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