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全面抗战路线,认为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不仅会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还破坏了党的统一。虽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国内的洛川会议上受到了批评和纠正,但是身在苏联的徐介藩却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支持王明的人的错误批评,甚至还被关了禁闭。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做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考虑到徐介藩是中国人,苏联方面把他调入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某秘密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问题参谋和主任参谋。在此期间,徐介藩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多次参加义务劳动,先后被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
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硝烟和烽火中结束了。战后,苏联人民齐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徐介藩自己的祖国,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反共独裁的立场,再次爆发了内战,身在苏联的徐介藩决定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去,和战友们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并肩作战。
1948年3月,徐介藩回国的申请经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审核,获得批准,他偕同夫人马尔多夫斯卡和3个女儿回到阔别20余年的祖国。徐介藩回国后,留在哈尔滨等待分配工作。中共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考虑到他俄文方面的特长,决定安排他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译局工作,出任《毛泽东选集》俄文总编辑,同时转为中共党员,证明人为李立三。由于徐介藩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入党介绍人和证明人许继慎早已牺牲,考虑到徐介藩的实际情况,组织上决定他的党龄从1926年2月在广东航空学校时期算起。
东北全境解放后,徐介藩于1949年2月调任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并且兼任中共东北局直属党委委员、副书记,不久又担任书记。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领包括高岗、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的一次重要出访,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考虑到徐介藩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熟悉俄语和苏联的情况,中央调他和师哲、戈宝权、邓力群一同前往苏联。访问结束后,徐介藩随王稼祥留在莫斯科,一方面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另一方面筹备新中国的大使馆。
1949年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徐介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级参赞。此时,徐介藩尚拥有中苏两国国籍,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中国人,现在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所以不能拥有双重国籍,就办理了退出苏联国籍的法律手续。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联进行访问,并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毛泽东和斯大林由于意思表达在双方之间产生误会等原因,发生了不快。面对苏联方面事先草拟的一份协议,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他提议讨论充实文本内容,并且译成俄文。作为毛泽东身边少数几个精通俄文的官员,徐介藩和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四人全程参与了这次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讨论文本翻译成俄文,最后由徐介藩打印出来,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署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徐介藩患难与共的苏联妻子马尔多夫斯卡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逝世,徐介藩万分悲痛。为了国家的工作,徐介藩忍痛把自己的3个女儿托付给马尔多夫斯卡的母亲抚养。6月,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我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