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因汝城地处偏僻，又当湘粤赣三省之交，反动势力相对薄弱，革命力量却空前强大，因此形成了时间持久、规模空前的武装割踞之态势。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插标分田，进行土地革命，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共汝城特别支部组建的革命武装，接管了县政府，成立了农会特别法庭和公安委员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反动势力进行工农专政，并召开了群众示威大会，经群众表决，判处了大恶霸何晋卿死刑。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以及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扼杀，而汝城“新湖南”的革命形势却达到高潮。如湖南省委1927年7月23日《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所说：“孤军奋斗”，“还有汝城”。汝城“新湖南”这种革命形势是汝城地理位置、党的有力领导以及坚持了武装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正确革命方向的结果。这些因素与毛泽东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所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五个条件是基本一致的。

　　（五）汝城“新湖南”向湘南革命的纵深发展。汝城“新湖南”助发了中央决策层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直至影响了中央高层的决策。中共中央大力支持汝城“新湖南”，并寄以厚望，推动了汝城“新湖南”向湘南革命的纵深发展，使汝城“新湖南”从汝城县扩大到湘南地区。早在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就指示惠、潮、梅暴动队伍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准备湘南起义【注:《李运昌烽火岁月》】。7月初，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成立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注:汝城县志】。《湘南运动大纲》是中央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决策的重要一环，规定“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依据《湘南运动大纲》的意见，也明确指示“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府及一切革命团体”。这些决策都说明中央高度重视汝城“新湖南”的战略意义，并不断加强对汝城“新湖南”组织领导，加强汝城“新湖南”的军事力量，使之发展成为湘南革命，乃至成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也使汝城“新湖南”这一工农武装割踞形态发展成为中国革命进行的首次工农武装割踞尝试。从此，湘南武装割踞和湘南革命政府的概念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伟人的思想中深深扎根。

　　汝城“新湖南”对湘南起义的五大基础性作用

　　（一）汝城“新湖南”影响了中央高层决策，为湘南起义作了思想上的积极准备。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昌起义的战略考虑，以及湘南汝城的地理位置和高涨的革命形势，认为湖南的秋收起义应首先在湘南发动，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和重新北伐。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南昌起义应当同“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６７页。】，并重申了由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为书记，领导湘南起义，并指示毛泽东立刻动身前往湘南工作。还致电前委，决定从南昌起义军中“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