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农革命运动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而当时风起云涌的汝城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形势高涨，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典范，被中央誉为“新湖南”。汝城“新湖南”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汝城“新湖南”向湘南革命的纵向发展，从而为湘南起义在思想、理论、群众、工农革命力量以及实践经验上奠定了的基础，对湘南起义的发动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很少被提及。今年是湘南起义80周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这一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论证,并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评价。

　　汝城“新湖南”的五大鲜明特征

　　（一）自始至终坚持了党的领导。1926年5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由广东出师北伐，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工会分别委派朱青勋、李涛回到汝城，发动工农群众，响应支持北伐。6月，中国共产党汝城县支部成立，由朱青勋担任支部书记，随后，扩大为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再成立国民党汝城县支部。国民党汝城县支部是在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帮助下成立的，国民党汝城县支部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汝城县支部中起绝对领导作用。据《李运昌烽火岁月》所载，汝城“新湖南”的领导人朱青勋和李涛虽然年轻，却都是极具魅力、领导能力极强、斗争经验极丰富的革命家，以他们为核心的中共汝城特别支部是汝城“新湖南”的坚强领导力量。

　　（二）建立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27年3月，汝城党组织总结敌人反扑的教训，强行接收和改编了保商队、县团防局和县警备队等武装，成立了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和人民公安委员会。不久，又组成了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4月汝城县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自卫军骨干。6月初，吴振民、李芳歧（又名李运昌）受中央指示带领广东省惠、潮、梅三州农军约千人，夏明震、高静山、郭佑林带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农民自卫军，先后转移到汝城集中，在汝城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农军达约4000，枪1000余支。7月初，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组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1927年8月15日后, 因国民党第十六军以压倒的优势兵力袭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被迫撤离汝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转战湘赣边界。9月24日，进入桂东活捉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郭俊良和土豪劣绅20余人，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举起缀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宣布武装起义。9月28日攻克汝城县城，活捉国民党县清党委员何沛霖，成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对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注:罗章龙、何长工等《亲历秋收起义之桂汝秋收起义的回忆》】。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汝城是“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有利于成功地举行秋收暴功。

　　（三）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战略位置。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要想取得暴动的胜利,必须避敌锋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借助便于作战的地形优势,才能保存、积蓄、发展革命力量。汝城地处湘粤赣三省之交偏僻山区农村，东临罗霄山脉与江西接壤,南枕南岭山脉与广东毗邻,西隔临贺岭与广西相连,是湘粤赣桂四省的枢纽，进可上衡阳下广东攻占城市，退可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薄弱,逶迤于赣、湘、粤、桂边界的五岭山脉,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四周白色政权之间的红色割剧,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认为：汝城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注: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汝城的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