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友军。对过往友军的物资检查,手续简便,态度温和,尽可能给予食宿方便和生活照顾,交通要道设公共休息室。对一些高级人员,萧劲光亲自组织迎送。对做走私生意的友军,在不违禁例的前提下,多给予方便。五是热情照顾其家属。对在我边区的友军家属,给予与我军属同等优待,并热情招待探家友军人员。六是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时,进行火线喊话,救治对方伤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除巩固和加深了原来与北线友军的友谊外,在西线、南线、陇东、神府等方面都交了一些朋友,有中央军,也有地方部队和马家回军。这样,陕甘宁边区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少了摩擦,而且还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了一些通商贸易关系。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成功化解出现的各类矛盾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关中地区多次向我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进攻,侵占我镇原、宁县等5座县城,围攻我陇东西峰办事处,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特别是1939年5月,他们残忍地杀害我设在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南边土桥镇残废院里的20多名残疾军人后,一部分官兵极为愤慨,纷纷要求增兵还击,夺回失地。但萧劲光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从抗日大局出发,尽力避免武装冲突的扩大。对内,他采取说服部队采取克制态度;对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发电报,指出边区所属23县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所划定,其武装侵占实为非礼行为,说明我方在被侵占地区不增兵、不扩大事态的严正立场。同时,几次通电全国,揭露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样,迫使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和平解决上述问题,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对其奉命向边区进攻,但主观并不积极,态度犹豫的部队,萧劲光则除进行必要的斗争外,还耐心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如1938年7月上旬驻洛川的新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3000余人进占我梆县南部的一些村镇后,来电要借道延安经绥德去榆林,意在试探我军虚实。萧劲光拿着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指示说:不准他们过延安,这是阴谋。若他们的骑兵到了延安,假说没有粮草,马匹到处乱窜不走,你怎么办?若他们真的去榆林,可经延川、清涧等地。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我们可以打,即使他走延川,我们也要事先作必要布防。萧劲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让兵团参谋长曹里怀亲自去 县组织部队戒备,监督马师行动,并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洛川专员马禄本人发电报,说马师若强占不退,引起冲突,后果概由马禄负责。他还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向他说明不同意他们经过延安的意见和严正态度,并表态愿意送他到
县和洛川交界处。后来,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辞严,来信说是“误会”,表示双方要团结,互不侵犯,不上别人的当。
1939年6月,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军团长胡魁生带1000多人马到瓦窑堡,并有张廷芝匪部200多人同来。当时,我兵力薄弱,当地没有主力部队应变。闻讯后,萧劲光一面调警备四团作应变准备,一面派边区安定县县长薛斌与胡魁生谈判,经多方争取和教育,胡部撤回榆林,张廷芝匪部也逃往三边。
坚持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打掉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真正顽固搞反共摩擦的是少数上层顽固分子和靠摩擦吃饭的地方顽固武装。根据他们的不同政治态度,萧劲光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对仇视我边区,消极抗日,积极搞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我方针锋相对,给予坚决揭露和斗争。如国民党派到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专门搞反共摩擦的顽固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里,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400多名保安队员,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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