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萧劲光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0个春秋。这期间，萧劲光先后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他克服重重困难，组建起留守部队，肃清了边区的匪患，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对河防的数十次进攻。特别是在边区反摩擦斗争中，他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持原则，又注意运用灵活的策略，从抗日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许多尖锐复杂的问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和破坏，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曾多次对萧劲光说，“我们在边区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

　　1935年10月，担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萧劲光，历尽千难万险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就被调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这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主力红军渡河东征，直接对日作战。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中央决定由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并由萧劲光兼任军长。1937年2月，萧劲光调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同时，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必须组建一支留守部队，并决定在整编后的主力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部队和陕北地方部队组成留守部队，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处对内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为司令员。中央军委给留守兵团规定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党中央也对这支部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当时，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把党中央从延安搬到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去。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若党中央搬到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守住门口，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么办？”他还打比喻说：“鸟有巢，革命要有根据地。后边有个‘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毛泽东曾多次风趣地对萧劲光说：“我们在边区靠什么吃饭？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萧劲光对留守兵团规定了“任务重于生活”的行动准则。兵团成立之初，他还对兵团的领导干部说，留守部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的军事摩擦，反摩擦就成了留守兵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后，蒋介石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围困和封锁抗日根据地，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掀起反共摩擦逆流，连续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和河南确山惨案等。在陕甘宁边区，也先后发生了陇东、关中、绥德、三边等地的几次大的军事摩擦事件。他们还增派军队围困和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袭击延安。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我党领导抗战的大本营。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150万人口、23个县中，有的县城是国民党的政权，但却是共产党的驻军；有的城镇是国民党的政权，而周围的乡村则是共产党的政权。这些地方形成双重政权，相互交错，斗争尖锐，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