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和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刘少文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汇报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使上述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既有理,又有据”。1936年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以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由刘少文出任秘书长。在秘书长任内,刘少文与朱德、任弼时等一起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刘少文还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党中央,为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微的任务”,从事的是“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7年4月,遵照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设立。刘少文担任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先后协助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办”成立后不久,刘少文就曾陪同潘汉年一起,去看望因坚决主张抗日而一度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宣传中共政策、主张。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刘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有过回忆:
“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邹)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显然,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
1937年11月底,潘汉年撤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八办”主任,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坚持斗争,直至1939年底赴延安汇报工作。在上海时期,刘少文对敌斗争主要是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1938年12月、1939年9月,在刘少文引介、争取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与其他爱国团体两度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各爱国团体为新四军征募龙头细布7000匹和大批棉衣、棉鞋。通过刘少文联系转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将他收存的国民党军队溃退时遗留的机枪数十挺、步枪数百支全部送交新四军,大大提高了新四军某部的战斗力。
为指导江南等地的抗日活动,刘少文组织印发抗战刊物如《时事丛刊》、《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等,并以“柳华”、“铁人”的笔名在《救亡日报》和《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以示中共与敌后人民同在。身在上海,刘少文对组织和指导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尤为热心。1938年四五月间,他专门写了《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等文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并亲自训练干部派到这些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又将这些武装力量移交给地方党组织。
为教育和影响国人,刘少文指导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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