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红小鬼”一节又这样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像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

    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 15 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红军小号手们的情况，这位“红小鬼”足以使斯诺惊奇和敬佩，可仍然没有注明是谁，他叫什么名字的“红军小号手”。

    红军小号手是谁

    在经过较长时间艰难的调查，又参阅了大量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后，始终未见关于红军号手的任何记载。又采访了当时参加过西征战役的部分红军指战员肖华、杨得志、肖克、韩先楚、王首道、李志民等将军，他们也非常熟悉红军号手的照片，也认定是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可具体是谁说不清楚。肖华当年还亲自给斯诺定了在宁夏采访日程表，并选出两匹好马派红军联络员卢仁灿送给斯诺和马海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军事博物馆查找到有关的资料，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段真实的历史。红军当时虽有陕北根据地，但各种物资仍很缺乏，是非常艰苦的。战士们的军装不能及时更换，显得破旧。红军在宁夏与国民党军对峙着，8 月下旬的一天，敌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头羊、一百多头牛及四十多头驴子驮的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对敌人违背停战协仪的行径，战士们非常愤慨，纷纷请战，经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的批准后，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又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四百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

    为表彰这次战斗胜利，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斯诺正好看到在采访红军时难见的衣冠整齐、英俊又背着手枪年轻的红军干部，立即让翻译黄华，还有成仿吾把谢立全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从而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当时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场，他们亲眼目睹了拍摄的全过程。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和战争环境中，谢立全同志没有看到斯诺写的书，更不知这“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早已传遍全世界。解放后谢立全被授少将军衔，继续为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着。后来有人向他谈起此事，他也没有声张。到了1972 年，当将军得知身患癌症，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放大出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告诫子女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