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说,王若飞是在1919年11月下旬抵达法国的,随后在法国枫丹白露公学进行了4个月的法语学习,当时身上带了800法郎,一般人一个月用100法郎就够了,但王若飞却要花掉200法郎,“因为钱都用在郊游交友上了”。
也正是因为他善交各种朋友,经常与持各类观点和政见的人来往,使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能够为当时的各派人士所共同接受,并在他们中间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那个时候,由于所持政见不同,分别形成了由赵世炎和蔡和森为代表的两大派别,彼此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一直处在针锋相对的状态。后来在王若飞、萧三等人的努力撮合下,两派人马才终于肯坐下来举行会谈。就这样,这些充满热血激情的年轻人,经过3天3夜的连续争论,最终取得了一致的观点。这次会谈成果非常重要,为后来成立中共少年共产党奠定了基础。很多当事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讲到了王若飞豁达包容的性格特点。
王若飞为人豁达,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含糊。当年张国焘在离开中共之前,临走时最后的一顿酒,就是和王若飞喝的。两人在莫斯科曾是一个班上的同学,当年王若飞就曾对张国焘说过,你迟早要成为一个反革命。即便如此,张国焘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了很多人的坏话,却唯独说了王若飞的好话。
在中共党内,有人曾把王若飞看作是陈独秀的死党。陈独秀担任中共第一任总书记时,王若飞曾任秘书长。陈独秀非常喜欢和信任他,甚至视其为自己的儿子。在中共六大上,王若飞严厉批判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因为在强行发动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中,牺牲了大量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被敌人斩首的赵世炎。在会议中,王若飞提议恢复陈独秀中央委员的职务而遭到攻击, 有人说陈独秀是没有群众的,他的群众就是王若飞在江苏时的那些班底。但是,在1942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时,毛泽东曾特别对王若飞讲,看来若飞的意见是对的,当时不但不应开除陈独秀的党籍,还应当让他担任中央委员。
就陈独秀与王若飞的关系,张延忠曾问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王若飞和陈独秀的关系很“缠绵”,与陈氏兄弟的关系非常好。邓小平说到的陈氏兄弟,是指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在党内被称为“小列宁”,29岁时在龙华刑场偏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后一年被屠杀。本来在陈延年被害后,党决定派人去顶替身份尚未暴露的陈乔年,当时也有一位狱中难友共产党员是南洋华侨,得了肺病将死,愿意去顶替他,但陈乔年得知后,坚决反对,主动到法庭说自己就是陈乔年,结果很快就被杀害了。
王若飞不但为人宽厚,而且乐于助人。在延安时期,不论官职高低,很多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摄影家吴印咸的孩子进保育院,就是王若飞给开的“后门”。吴印咸的夫人后来见到王兴,还常常提到这段往事。而王兴小时候的许多照片,也正是出于这位摄影大师之手。
人们都说我的性格像父亲
当然,父亲的形象不仅仅来自外部的描述,其实,在王兴自己的身上,便处处体现着父亲的影子。王兴说:“人们都说我的性格像父亲,他在党内那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人骂他,张国焘写文章不骂他,郑超麟还说他好话。我也是,没什么跟谁过不去的。”
文革当中,王兴被王震带到江西农场保护起来,那是江西红星农场,“那里面没有‘好人’,所以我这个‘坏人’在里头也不会被歧视,那时在农场过得挺愉快的。”王兴还说起,当时有个河南人,曾经在四川管理俘虏,因为一时心软,放走了一名国民党高级军官,结果被发现,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农场。而随和的王兴却跟这个没人搭理的异类相处得得很好,是很好的朋友。
王兴说,“父亲爱喝酒,我也喜欢喝,而且每天都要喝,法国红酒喝不惯,要喝还得是二锅头。”说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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