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上将 　　孟良崮战役前，（左起）张茜、陈毅、刘瑞龙、陈士榘在沂水县西王庄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父亲和陈赓大将以及李克农上将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三位高级将领有段时间没有见面，很想聚一聚。陈赓大将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十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三位将军赶到西安饭庄坐下点好菜，当时的饭店是先结账后吃饭。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账？”三位将军面面相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都没有带钱。不付钱就不能吃饭，父亲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这场尴尬。

　　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说那时的制度很好啊，毛主席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你即便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作为开国上将的５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４００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３４２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５个月的工资。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李柱江秘书说：“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按陈司令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月两条中华烟，四斤猪肉，四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

　　李秘书说，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

　　那个时候，作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四个软卧，目的是保卫首长的安全，使首长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秘书们还说，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后不久，就主持制定了规章制度，要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有一次，父亲工资发下来少了２６元，为他领工资的秘书问财务。管财务的同志说，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到良乡，他让我们根据规章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军衔章与金怀表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他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

　　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父亲的车，他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地，来回走路很劳累。有一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没有用上车，还挨了一顿批评。

　　１９６３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自己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便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

　　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上世纪６０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儿。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的便宜也不能沾！”他让我们马上把降落伞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