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长沙后，受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邀请，缪伯英担任了女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在党内，她兼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和妇委书记，同时参与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秘密联络机关就设在女师附小。

    回到家乡后，缪伯英立即投入革命工作。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会上，她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有人向徐特立偷偷反映新来的附小主事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她打掩护说：“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青岛、五卅惨案发生后，缪伯英、徐特立领导长沙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查禁日货，她还被推选为救济遇难同胞家属的济难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北伐军挥师入湘后，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926年10月，何孟雄从北京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被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

    1927年秋，受党组织派遣，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一起秘密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何孟雄化名刘元和，表面上是韩昌书店的店员，在党内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缪伯英化名廖慕群，在华夏中学当物理老师，实际担任上海沪东区妇委会主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缪伯英、何孟雄先在成都路小菜市场附近安家，但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

    这天，两口子大“吵”起来。何孟雄“满脸怒气”冲出家门，就见缪伯英指着何孟雄大声喊道：“你今天离开这个家，就别回来！没良心的东西！”何孟雄头也不回地走了。“怒气未消”的缪伯英返回屋里，边哭边收拾东西，带上一双儿女——重九、小英两个孩子，也离开了。不久，他们一家在法租界汉壁礼路1225号“新家”又团聚了。除了经常搬家，缪伯英、何孟雄也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缪伯英多次叮咛担任秘密交通工作的缪位荣（缪伯英族兄，同时兼管家务、带孩子）：“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就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为了开展秘密工作，缪伯英除了教书，还要到工厂做女工的工作，时常天未亮出门，夜深才归，回到家也不能立刻就睡，还要照顾年幼的一双儿女。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缪伯英染上了伤寒，被送进黄浦区汉口路515号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25号病房。

    缪伯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生也回天无术。生命垂危之际，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诀别：“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兄，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缪伯英去世后，她的灵柩暂厝上海扬州会馆。1931年2月7日，化名陈方的何孟雄，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国民党秘密枪杀。由于缪伯英遗体无人认领，扬州会馆迁址后，下落不明。重九、小英两个孩子，在龙华监狱关了一年多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也失散在战火中，至今杳无音信。

    缪伯英的生命只有短短的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