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 新华社发

　　在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她就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其家庭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于1917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各种新思潮风雷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

　　她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下设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通过它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的憧憬，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则是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此事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还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芸可耳中，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但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对女儿的支持。由于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推迟了一年毕业。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自己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缪伯英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十分向往，经常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受李大钊的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当时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的人回忆，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斗争风暴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罢工运动相继兴起，从南到北互相呼应。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是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愿与他共事，“挂冠”离去，从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昌停留期间，她还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湖北女师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