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参加秋收起义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左八为谭政

    首先“革”掉自己的名字

    1927年春，一个叫谭世名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汉口。刚刚辞去小学教师职务的他，从湖南湘乡楠竹山村赶来，想要投笔从戎，投奔自己少年时的同学、妻舅——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部特务营营长陈赓。

    “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冲出来了，现在满脑子都是新思想，根本不想教书。”见到陈赓时，谭世名分外激动。陈赓对谭世名的勇气和抉择大加赞赏，高兴地说：“你这个来自士绅家庭的秀才能冲破阻力、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次革命！”

    “我想好了，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首先要把这个名字改了，我不求‘一世留名，光宗耀祖’，我就改叫‘谭政’吧！”参加革命的谭世名决定和封建社会一刀两断，首先便把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革”掉了。

    “好得很！”陈赓提笔将“谭政”的大名，写在特务营第二连的花名册里，关切地说：“你从小就不喜欢舞枪弄棒，‘秀才’从军，你还是先去二连做个上士文书，一来可以先过过士兵生活历练一番，二来也能发挥你的特长，怎么样？”

    从此，谭政正式投入革命的洪流，历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次洗礼，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

    毛泽东的第一个秘书入伍之后，谭政穿上灰色的国民革命军军装，每日随连队下操场操练。持枪、瞄准，每个科目他都刻苦练习，回到营房后尽管十分疲惫，但他仍然坚持学习《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读物。

    历史风云突变，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踵而至。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血腥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谭政在陈赓的带领下，离开唐生智的部队，来到叶挺第二十四师下属的武昌警卫团。

    1927年9月，谭政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因战事失利，放弃攻打长沙，暂时转入罗霄山脉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三湾村。在这里，谭政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魁梧，头发许久未剪，身着破旧的棉袄，走路有些跛，显然腿上刚刚负过伤。他一开口就给这支士气低落的队伍注入了久违的信心与勇气：“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嘛，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听了这番讲话，谭政和其他战友都为之一振。他拿出仅剩的铅笔头，在一张毛边纸上，把毛泽东的讲话默默记了下来，成为关于三湾改编的宝贵原始记录。

    此后，谭政随着这支“支部建在连上”的部队继续向南进发，即使条件再艰苦，环境再险恶，也从未有过动摇。1927年冬的某一天，经宛希先介绍，21岁的谭政在井冈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之后，80多岁高龄的谭政仍然记得他用一生践行的入党誓词：“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谭政坚定的革命决心和出色的工作成绩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天，谭政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书记官不错嘛，三湾改编被编到军官队，当时很多人跑掉了，你没有跑，上了井冈山，还入了党。我听说你当过小学教员，古文基础好，字也工整。我看你这个秀才就到前委来做书记官吧！”

    能到前委工作，尤其是为毛泽东服务，谭政心里非常高兴，站起来说：“要得！前委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报到！”

    毛泽东笑了一笑，说：“前委就在这里，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还有警卫员杨开富同志。”

    谭政连连点头。毛泽东接着说:“那你就把行李搬过来，和杨开富同志住在外间吧！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来帮忙的。”

    从此，谭政就跟在了毛泽东身边，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做了许多工作，迅速成长起来。

    红四军里的争论

    1928年4月，井冈山地区风和日丽，漫山开满了红红的杜鹃花。中国工农红军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朱德、毛泽东各自领导的红军队伍，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会师。两支经历过艰苦历练的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打土豪、分田地，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到了1929年，红四军内部的一些争论也逐渐显露出来。问题主要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集权主义”展开，红四军全体官兵几乎都参加了讨论。直到6月下旬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有的意见认为，“改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因而，在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被安排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谭政前去看望毛泽东，并表露心中的不解。毛泽东耐心说道：“争论问题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改造红军队伍必须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谭政点了点头，依依作别毛泽东，回到部队开始新的战斗。直到这年年底，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前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回来了，带来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最新指示——九月来信。中央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

    谭政兴奋地回味着中央来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生命’，是啊，这次冒进东江、打梅县吃了败仗不说，原来在上杭收编俘虏吸收的新兵又大部分开了小差，这不正是红军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总暴露吗？”

    更让谭政由衷拥护的是，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仍然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特意指示“务必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当前委书记，主持军队工作”。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谭政连忙派出一个班的警卫，护送陈毅前去迎接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和贺子珍来到红四军军委驻地，此时已是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既是高兴，又有些不安，他有许多问题要向毛泽东汇报：

    “干部中又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走州过府’、‘拿它十几个州县’的思想；部队中讲究吃喝玩乐，不讲政策、不守纪律，不打收条、不付现款，损坏东西不赔偿的现象有所抬头，更有甚者虐待俘虏、调戏妇女。总之，产生了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

    “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自由主义泛滥；基层连队疏于加强党支部建设，无止境地讲民主，连队一盘散沙。”

    “还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有些军官有严重的军阀思想，随意体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老兵们随意地欺负新兵。”

    “以上种种，就像不得了的传染病，如不能尽快防治，红四军部队将失去战斗力！”

    毛泽东听后，感慨地说道：“想不到这么短时间，部队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前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记住，要沉下去，各方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

    谭政连忙答应下来：“好的，毛泽东同志。”

    协助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不久后，在福建新泉的玳瑁山前，谭政、罗荣桓等协助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各类干部座谈会的召开，不仅调查揭露问题，研究分析问题，更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将心里憋了很久的话都吐露出来。负责记录的谭政，记了好几本笔记。

    会后，谭政将座谈、调研所得材料，分门别类，逐条归纳整理，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进行材料上的准备。毛泽东仔细翻阅报告材料，欣慰地说：“好，决议案就从这里面产生了。”

     随后，谭政又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党代表干部会议，与有关干部一道逐条讨论草拟好的决议案，集众之智，充分酝酿。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古田溪背村廖氏祠堂隆重举行。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妇女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12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由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顺利通过。

    决议案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点；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并且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古田会议及其决议案，使得红军扫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也成为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经典之作，即使在近百年之后，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谭政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决议案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他牢记毛泽东的教诲——“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这一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致力于完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古田会议后，谭政在苏区经受历次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考验，参加了长征，九死一生，随红军到达陕北。在无数激战、恶战、苦战中，他还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斗报告和政治工作总结报告。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后来，王稼祥回国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共有40人左右，日常工作由第一副主任谭政主持。重大的决策、决定和指示，一般都是由他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讨论，再交由主任审定，最后由毛泽东签发。

    主持总政期间，谭政遇到不少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远在江南的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39年2月的一天，谭政从机要秘书赵承风手中接到一份文件，标题写着《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并注明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

    阅罢，谭政不禁皱了皱眉头：“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用来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是共产党的部队？”

    谭政写下自己的意见，迅速向王稼祥及中央军委进行了汇报。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问题非常重视，向总政发出指示，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提出整改意见。谭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起草了《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向新四军重申了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

    此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对项英进行批评教育，谭政也多次起草以总政名义发出的指示，帮助纠正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指导方向上的偏差。

    遗憾的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给党内外造成巨大的震动。谭政一面痛恨国民党顽固派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行径，一面不断反思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害，思考在更大的范围内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途经。

    “应该像这盆木炭火”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思索如何使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的问题。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次重要讲话，全党正式掀起“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热潮，全党普遍整风开始了。

    这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谭政由警卫领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围着一盆炭火开始了谈话。毛泽东问道：“年前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你也参加了，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党内以及党政军民间，有一些不良倾向的苗头？”

    “是的，我认为部队特别是留守兵团中，有一种军阀主义倾向。”

    “你看得很准，看来我没有选错人。找你来有两件事：一是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由你来担任联防军的副政委；二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整风，你要尽快把联防军，包括原留守兵团在内的整风整军运动抓起来。”

    谭政听后，心中既感激中央的信任，又深感不安，担心不能完成这一重任。为了给谭政打气，毛泽东特意拿屋内的火盆打比方：“你不要怕任务重，当年古田会议前红军的军阀主义倾向，我们不是解决得很好嘛！你现在35岁，比起当年，应该更有长进了！这年纪，应该像这盆木炭火，火势正旺。”

    “是，主席，我明白了！”谭政接受任务后，便紧张地开始筹划工作。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负有保卫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包含留守兵团部队以及太行、晋察冀调回的部队共5万余人。部队因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倾向明显，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时常紧张。谭政觉得兹事体大，却又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直到他和莫文骅（原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收到一封毛泽东写来的信：

    谭政莫文骅二同志：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还是主席英明！”谭政领会了毛泽东的用意，即要像当年一样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克服不良思想、倾向，树立好党指挥枪的意识，为军队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谭政这盆“木炭火”，很快旺了起来。

    他立即将古田会议决议印发至各连队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迅速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联防军政治部也拟定为期3个月的学习计划，明确指导方针、学习内容和时间安排。

    当时的延安，印一本书非常困难。纸张缺乏，印刷设备又少又简陋，铅印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土法印刷，组织人刻蜡版，搞油印，制成后发至各级干部。

    同时，各部队干部根据文化水平和革命经历编为不同学习小组，在从各级政治机关抽调的得力干部的指导下，由文化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以决议为教材辅导讲解。全体干部在熟读的基础上对照实际加以理解掌握。谭政还组织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取长补短，提高政工人员的政治素质，为联防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肃清军阀主义倾向

    1942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召开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议。谭政在会上发言，指出留守兵团存在的问题。谭政根据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了部队存在的“朝气太少、暮气太多”“官兵隔阂、不团结”“剥削意识、腐化思想”“军民关系恶化、军队埋怨地方”等突出问题，认为原因出在领导上的自满、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闹独立性。最后，他要求留守兵团领导同志在保卫边区、军民关系、发展生产问题上进行真正地自我检查。

    谭政还列举了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团有个连长公开说：‘管严了要提防人家放冷枪’。”“除奸工作中有乱搞的情形，警备四团去年一个营发生逃亡问题，由于不慎重处理牵涉到几十个人，逼供把一个文书打死了，说是跑了，事后也不彻底追究教育干部。”

    会后，谭政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召开一次原留守兵团的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检讨，由谭政作整风整军的动员报告。

    1943年1月16日，谭政在留守兵团军政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直指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并列举了该倾向的6种表现：一是“把党的军队看成为自己的势力”；二是“官兵之间脱节”；三是“干部关系的不正当”；四是“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极不正常”；五是“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杀，影响政治工作威信”；六是“贪污腐化的现象、个人特殊化的现象以及铺张的作风是相当普遍的”。

    谭政进而警告：“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军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倾向，张国焘军阀主义的结果,是分裂党分裂军队。因此我们要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在边区部队中必须开展这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