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帮”后，她忙碌起来，天天拿着放大镜，看报纸、看书、学习中央文件。她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搞党史、工运史、农运史、妇运史的作者、编辑以至作家、导演、演员提供毛主席、少奇同志早年活动的情况，讲述蔡和森、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事迹。无论是介绍哪一位领袖或烈士，她都充满着崇敬之情，但人家一问到她自己，她总是莞尔一笑，说：“我不过是作了一点具体工作”，就再不作声了。

    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应该说是宁静的，蔡转、蔡林和吉提都在大学任职、任教了，孙儿们也都长大了。老同志劝她：“李大姐啊，你八十多岁了，也该休息休息，到全国各地玩一玩了！你的不少学生都是大人物了，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接待你的。”可是她说：“玩？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真是这样，她平时除了看病外，从不要车，她说：“不工作了，还给组织添麻烦，不好。”在她病重时，她给儿女的遗嘱中写道：“我恐不久于人世了，望你们努力为人民服务，把祖国建设得富强起来，做革命先烈的好后代。”她要求丧事从简，“外地子孙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要来京奔丧。”当她追求着“很好很好的红颜色”离开人世以后，小女儿为妈妈缝制了一面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

    （载自《 妇女 》1985年第7期，图片由罗绍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