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纯

    1984年5月，在北京前三门一间普通的楼房里，一位85岁的老人处于弥留之际，她在哺哺地说：“我走了，我走了，我要很好很好的红颜色……。”她，是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她，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战斗过，虽然从未担任过领导工作，但她照样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位老人，就是李一纯同志。

    李一纯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五四运动以前的长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纯就读的周南女校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生性娴静的一纯在这个巨大的革命洪流中成了一名积极分子。她与杨开慧同志交谊深厚，有机会在杨昌济先生家中，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纵论天下，评古论今，切磋学问，深深被他们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所感染。1923年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她在安源煤矿搞过工运；在武汉、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过教官，搞过农运；在上海搞过妇女运动。1925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革命足迹遍及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香港等许多地方，可她做的大量工作却是为党掩护机关，保管文件，当内部交通，为党的重要会议作记录等等十分具体的工作。她经手过大量的中央绝密文件、大批党的经费，更接触过我党不少杰出的领袖人物，却从来没有泄露过党的机密，出过什么差错。

    蔡和森同志同李一纯曾一起度过了他生平中最后的几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孩了，他们为孩子取了一个意义深长的名字：蔡转。和森对她说：中国社会实在需要一个大转变，今天正在这个转变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转变，把这个黑暗的苦难的中国转变成一个光明的幸福的中国。这个任务总是要完成的，如果我们看不到，那么转变中国社会的重任就落在他（她）们身上。转过年，他们到上海，又生下儿子蔡林，那时环境极端残酷，有时一天要搬三四次家，孩子不容易养活，还容导暴露身份，蔡林八个月，他们忍痛送给了别人。解放后，才请蔡畅同志通过组织找了回来。

    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她经受住了这个沉重打击，坚持革命工作。不久，自己也被投进南京的国民党监狱。在狱中，她严守组织机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节操。

    1937年底，她刚从国民党的监狱中出来就奔向延安，先后在鲁迅师范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任教，以极高的政治热情为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小鬼”和边区的工农干部补习文化。

    解放后，她在中直育英小学当协理员。她认识不少中央负责同志，却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去找过他们，只有一次例外，她为了要求到马列学院学习，去找毛主席。她对毛主席讲：“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现在全国解放了，我想去学习。”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毛主席深知她经历的坎坷，身体又不太好，关怀地劝她不必要求自己太苛刻，可是她坚持要学，毛主席说：  “去找少奇同志吧，他是校长。”少奇同志理解她的心情，还鼓励她不要怕人笑老，她成了当时马列学院年纪最大的一名学员。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硬是在马列学院“啃”了几年经典著作。

    从马列学院毕业后，组织分配她到北戴河中直疗养院当政治教负。当时正逢全国改工资制评定级别。别人说一纯参加革命早，级别应定高一些，可是她执意不肯高过政治胁那员。她说：“过去是过去，不能代管现在。协理员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现在工作并不比我做得少。我可以比他级别低，绝不能比他高。”最后与协理员一样，她被评为十三级。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女领导人之一张金保来看她，说：“你怎么才十三级？”张金保给一纯的小女儿讲起当初他们一起坐牢时的情况。原来金保坐牢时，已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后经中央纠正），因而狱中的革命同志都不敢接近她，可是敌人还把她当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严加拷打，处境十分艰难。她在狱中生下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快一岁了还不会笑。一纯把别人送来的炼乳送给她喂孩予。金保回忆往事说：“不容易呀！那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东西，救了我女儿一条命……。”现在论起工资，一纯坦然地对她说：“我觉得够好了！多少革命同志，没有看到解放就献出了生命，一个钱也我拿过，都毫无怨言，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过去也只是把脑袋拴在腰上干革命，就从来没有想过还有什么金钱、名誉、地位……”

    一纯不仅要求自己很严，也教育孩子艰苦朴素。1966年，她的小女儿吉提结婚，当妈妈的什么也没给他们买，被褥都是平时用的。当时她同小女儿只住一间房子，她对女儿说：“你爱人在部队，每年回家探亲，借一间客房就行了，何必麻烦组织？”晚饭时，小夫妻从结婚登记处回来，一家人到机关食堂打了两个菜，下了点挂面，就算庆祝过结婚了。热心的长征老干部王德银闻讯送来了一束花，说：“李大姐阿，你的小女儿结婚都不作声，也太简单了。”一纯同志笑着回答：“我们过去还不都是这样，只要组织承认，就是合法夫妻了，还搞什么俗套！”说完，两位老人都笑了。

    十年内乱，对李一纯这样的老革命来说，也是一场考验。她挨打、挨斗，肉体上的痛苦倒是很快忘了，但精神上的痛苦却是很深的。当她听说陕北老区人民生活很苦，看到一些老工人，劳动几十年，还与大儿大女挤在一间小屋住时，她的心情十分压抑，她对女儿说：“我追随革命一辈子，就是想使我国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没有想到，解放几十年了，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我听了很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