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南大队，即泗南县独立大队。它是一支素质较好、有一定战功、曾受到彭雪枫师长表扬和接见的地方部队。1944年3月，上升到新四军四师11旅32团，编为2营（即现在21军62师185团2营）。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南征北战，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年代久远，所能记起的只是些片断。现仅将泗南大队的几个有关方面和其中的有关人员，略予记述。   

    一、泗南大队的概况    泗南大队组建于1941年10月。其成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泗南县7区（管鲍铁葫芦套地区）的脱产自卫队；二是四师12旅34团3连；三是从四师各部调来的干、战人员。    组建泗南大队前，管、鲍、沈各乡自卫队组成自卫大队。区长赵亚东兼大队长，区委书记刘建中兼教导员，上面派一副大队长（名字忘了）。大队下辖3个中队。中队干部均由地方干部充任。成立泗南大队后，大队又回地方工作。   

    1941年5月，四师师部和11旅、12旅由豫皖苏边区东进到淮北地区后，由于严重减员，部队进行了整编。11旅缩编为4个营； 12旅旅部和36团撤销（四师发生耿、吴、刘叛变后，12旅缺35团），只留34团。1941年10月，为迅速扩大和加强淮北各县地方武装，以便将来充实主力，便成立了淮北军区，统一领导地方武装。34团撤销，所辖部队全部“地方化”，以营或连为单位，分编到几个地方大队和军区独立团作为骨干。34团分散前，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和吴芝圃主任，在半城西南孙庄向部队作了动员。彭师长说：“你们要去当老母鸡，很快抱窝孵出小鸡来；你们是闺女穿娘的鞋——老样，但只能做好榜样，不能倚老卖老。如果‘老大哥’和‘小弟弟’搞不好团结，你们就要承担较大的责任，就要受到批评……”讲话后部队即分向各地：团部与淮北军区机关合并，3营编入盱凤嘉大队，1营1连编入淮泗大队，3连编入泗南大队，2营一部编入泗宿大队，一部编入军区独立团（整编后的34团，每营只有两个连）。   

    34团3连，1941年10月到达泗南7区后，7区自卫大队即到管、鲍之间的宗家岗集合检阅，然后宣布成立泗南大队。自卫大队的1、3中队编为泗南大队的1、3连，34团3连，编为泗南大队2连。原自卫大队2中队（中队长陈真，指导员赵××，大部是管镇一带人）撤销，所属3个排分到3个连队，每个连队1个排。在宗家岗集训月余，新任的连队、大队干部到达后，即外出活动。    二、泗南大队的任务    保卫地方，配合兄弟部队作战，警卫四师师部，是泗南大队的主要任务。    （一）保卫地方    “葫芦套”南部的淮河滩上，有一股以李晓群为首的约七、八十人的伪军，常向我沿淮地区窜扰。这段淮河，水阔滩广，芦苇丛生。草滩上有许多以砍草为生的贫苦草民，半定居在那里，其中混杂有以砍草掩护行劫的土匪。日军来后，土匪投靠日、伪，日、伪利用土匪，形成了日伪匪的联合。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较好的亲朋条件，和我们进行游击战。我进敌退，我走敌来，气焰颇为嚣张。从1941年7、8月份开始，饶子健团长率34团1、2营，先后向淮河滩上的三撮毛（茅）、张台子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清剿。一次是1941年7月，由黄岗乘船南下，直奔泗县附近的三撮毛； 一次是1941年9月，从潘村东上，扑向张台子。这两次都给予敌人以杀伤，我方亦有伤亡（打张台子时，1营牺牲了5名战士，翟宝三连长负伤；打三撮毛时，有的人中途翻船落水，我乘坐的船亦翻了，幸好被别的船救起）。但两次都未能给该敌以歼灭性的打击。故泗南大队成立后，该敌仍很猖獗，甚至在铁佛寺庙构筑工事，与我对峙。    泗南大队成立之初，即集中地对付这股敌人，曾几次在铁佛一带设伏，但因该敌狡猾，每当半进我伏击圈后，就又缩回，我们只能向其进行火力追击。其中一次，我正向该敌进攻时，盱眙日军乘汽船到铁佛对面河上给伪匪助战，用机枪向我射击，给伪匪解了围。淮北军区白浪参谋长和泗南县委书记洪沛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战斗，白参谋长指挥几十个人一起推铁佛寺庙外的土圩墙，结果未推倒，我方就撤退了。在最后一次追击伪匪的战斗后，我将敌在铁佛寺庙的工事拆除，寺庙扒掉，使其过河后无立足之地。从此以后敌人便很少来犯，基本解除了铁佛一带的匪患。    194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2连对铁佛对面张凤滩伪匪据点（内约三、四十人），又实施了一次突然袭击。部队白天从罗岗行军到鲍集附近隐蔽，夜晚快步行军到达淮河北岸，然后乘船过河直扑敌巢，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由于该敌十分警觉，其岗哨发现我后，他们即仓惶钻进苇荡，有的连挂在墙上的枪也未及带走。这次除缴获了几枝步枪外，还俘获了1只八哥鸟，文化教员高颖把它拎回，送给了泗南总队副政委林欣同志。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牺牲了1名战士，损失了1枝三八步枪。该战士是管镇附近人（大概是姓崔），船未完全靠岸，他便跳入水中，结果被急流卷走！从这里也看到在河滨地区与伪匪作战的困难。    每到收获季节，部队即到边缘区活动保卫群众收割。较突出的一次是1943年5月保卫麦收中，宋延年副大队长率领2连在泗县东南与日军的战斗。日军一个小队配合伪军从泗县出动，企图破坏我麦收，遭到2连的迎头痛击，打死1名日军小队长和一部分日伪军。我无一伤亡。此次战斗受到师的表扬。    除保卫麦、秋收外，还保卫渔收。沈集西面的淮河中（此段淮河南北向），有几个大窝子和小窝子（河底深坑），每年春节前，淮河局部封冻，是渔民在窝子上打鱼的大好时节。这时，泗南和盱凤嘉两县，联合组织上百条渔船在窝子里打鱼。渔民打鱼，两个县大队便在各自一侧警戒，盱凤嘉大队在西侧，泗南大队在东侧。水面寒冷，鱼潜窝底越冬，渔民们便用长钩、长镐在水中来回搅动，把水搞浑。当鱼浮出窝底时，即被准备好的大网捕获。在3天时间内，即捕鱼几万斤。丰收后分给部队几千斤鱼作为慰问，使部队过上一个丰盛的春节。    1942年冬，33天反“扫荡”时，泗南大队的任务是就是坚持。当时师部驻管镇，盱眙的敌人向管镇进攻时，师部跳出内线去盱凤嘉。泗南大队即在敌人的夹缝中穿插，一边监视敌人，一边维持地方治安。日军在管镇，我则全部隐蔽在黄岗一带，与敌人相距10余华里。敌走后，我又马上尾随牵制，到达双沟以东活动，使“扫荡”之敌一直未敢离开管鲍大道，也未从原路返回盱眙。    （二）配合作战    这是上级为了使泗南大队逐步摆脱地方性，提高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需要。    较大的配合作战有3次。一次是1942年5月，配合盱凤嘉大队拔除小池家伪据点；一次是1942年秋，配合军区部队攻打洋河镇日伪据点；一次是1943年春去山子头配合主力部队消灭韩德勤。小池家战斗取得全胜。洋河战斗2连担任主攻，攻进后扑空，撤回的路上遭敌人伏击，3排刘副排长负伤被俘，担任突击的陈东林排长，掩护部队撤退时打死了1名日本军官，敌施行报复，将负伤的刘排副斩首在洋河示众。这一仗是一个消耗战。山子头战斗由于结束较快，我赶到后韩德勤部已被我全部消灭，故未能打上。   

    （三）警卫师部    1942年4、5月间，师部由半城进驻管镇。师部特务营负责管镇以东盱眙方向的警戒，泗南大队则负责管镇西和西南方向的警戒。这一任务一直持续到1942年底33天反“扫荡”时为止。    三、泗南大队的活动范围    泗南大队的活动地区，是由其本身情况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的。   

    1942年年底以前，泗南大队主要活动在泗南7区，因部队初建，不便过早地离开家乡；同时，7区位置重要，它南临淮河，东近盱眙，又是半城的南部屏障，必须有一支部队驻守。五河、泗县方向，均有11旅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泗南大队可专注东南。师部移至管镇后，泗南大队就更不能离开了。    1943年春，由于边区形势好转，师部又回半城，泗南7区组建了区队，泗南县成立了县总队，这时泗南大队的活动重心，西移至泗南县的中心地区罗岗一带，7区只留下3连，1、2连摆在罗岗附近机动。    1943年后，淮北军区机关合并到四师师部，下面成立了3个军分区，泗南大队属于11旅兼任的2分区，从此，和11旅的关系便密切起来，大队的一些干部陆续调去11旅部队（副大队宋延年、副政教刘华亭调31团，我调泗五灵凤独立团）。    四、在复杂环境中成长    泗南7区是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乡，历史悠久，但封建势力也根深蒂固。长期以来，派系林立，各霸一方。派系势力、地主势力、土匪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互相交织地统治着这一地区。    管鲍一带有个大的派系——汤、戚派（东部是戚派，西部是汤派），在他们的势力之下，家家入派，人人在派，不入派便无法存在。两派均有武器，因而常打派仗，打起来旷日持久，官兵不加过问（据说，泗县曾派兵镇压过，结果被缴械）。无辜的入派群众，便成了他们打派仗的牺牲品。    沈集西的唐庄（又叫唐杜庄），住着唐杜两家。唐家原是满清的进士，门前竖着一对大旗杆，故唐庄又称“唐旗杆”。唐庄的杜姓原是唐家的管家，后来发了财，羽翼丰满，便不买主子的帐，与唐家对立成仇。他们各自组织派系，被称为唐、杜派。沈集、铁佛一带，都在唐、杜的麾下。同一村庄，东头为唐、西头为杜，划地为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两派也经常打派仗，只是打派仗的规模略小于汤、戚派而已。    沈集北仇家洼，是大地主朱金门的庄园。据说朱金门（双沟人，因仇家洼较隐蔽，故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家暂搬到仇家洼）是双沟3个最大的地主之一（另两家是双沟东陈店子都姓陈），大概也是泗县的大地主之一。他究竟有多少地，没有调查过，有说是300多顷的，估计最少在百顷以上。他是个“土”中带点“洋”的地主，他本人带着一部分家人常年住在南京的寓所，只是有时来家。仇家洼则住着他的老婆和女儿。家中雇着长工、用着丫环，一切事务都有管家料理。村东头盖一处院子，专为他40岁的女儿修道之用。院中除朱家姑娘外，还有几个贫苦的农村妇女陪伴。朱金门划出部分土地归修道院，由他的女儿出面收租。    “葫芦套”周围四分之三的地方，以往都是土匪出没之处。土匪和当地的豪绅勾结，经常拉票、抢劫，把拉来的“票”藏在湖内或淮河的苇滩里，人民深受其害。当地的群众中，由于生活所迫，也有一些人曾经沦为盗匪。    复杂的外部环境，给部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战士中的派系思想严重，对地主有依附思想，阶级觉悟不高。部分战士和土匪有关联，部队中也混进来个别的土匪、国民党、三青团和地主分子，散布对我党我军的怀疑情绪，影响战士思想的坚定。针对上述情况，为巩固部队，我们除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外，还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耀武扬威，大造声势    泗南大队成立之后，常在管、鲍、沈一带集中操练、行军，以壮声威。部队的严整阵容，昂扬的士气，豪迈的步伐，雄壮的歌声，以及翟宝三连长宏亮的喊操，2连优良的装备等等，都使人民感到振奋，敌人为之胆寒。在“葫芦套”出现这样一支部队，历史上是空前的、罕见的。我们虽只有2连的3挺轻机枪，但在当时当地算是了不起了，周围的敌人中除日军外均无此物。一切敌人都是唯武器论者，而伪军和土匪对机枪则更加迷信，故一经接触，无不闻（机枪）声披糜。加上几次剿匪战斗的胜利，小池家据点的拔除，泗南大队便声威大震，成为当地的一支威慑力量，不管什么派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同时对部队内部也起到更加坚定的作用。    （二）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国民党和地主实行团结抗日的政策。我们每到一处，都向各阶层进行抗日宣传，有时召开时事座谈会，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逢年过节或我军初到，一些开明地主、士绅请我们领导干部吃饭，主动向我靠拢，我们也不拒绝，利用这一机会向他们伸出团结之手。    对我们虽敬而远之但不怀敌意的一般国民党、三青团员，我们则主动团结他们。我驻鲍集时，和鲍集的青年学生（其中有三青团员）组织篮球赛，通过黄森同志主动和他们交往，使其中的一些人逐渐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有的后来参加了我方工作。    对我们有怀疑甚至稍有敌意的一般国民党、三青团员，如果对我无反对行动，我们则对他们耐心等待，不把其当作敌人。如罗岗有一小学教员（家住双沟）是国民党三青团员，他曾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辩解，不相信我方的宣传。由于他没有反动行动，故仅把他的情况告诉地方，没对他加以敌视。    对于朱金门和唐旗杆这样有名的地主，因未发现其有反动行为，我们则不加触动。1942年夏，大队部住朱金门家时，适逢朱从南京返里，我们主动和他见面握手，和在贫下中农家一样地遵守群众纪律，不拿他们的一针一线。但对唐、杜两家则区别对待：唐家五兄弟（老大唐孟章，老二唐仲和，老三唐辛伯，老四早亡，老五唐季麟。唐仲和是泗南县参议。）虽有人在国民党干过事，但未当汉奸，对我态度较好； 杜家则当了汉奸，且对我态度冷淡。我们则对唐家团结，对杜家冷淡，部队从未住过杜家，也未接受过杜家的吃请。唐家对此也颇为满意。    我们在团结爱国的地主的同时，也注意做地主家下层人员的工作。朱家的丫环是南京城内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主人不让她和我们接近，由于我们暗中与她做工作，便解除了她的顾虑，她不仅与我们讲述她的身世，而且经常偷着为我们送开水，态度十分友好。    这样我们便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了阻力，缓和了外部，有利于内部的巩固。    （三）纯洁内部    泗南大队成立之后，便注意了内部的审查工作，把外部的社会调查和内部的审查工作结合进行。在内审外调中，得到7区区委和公安区员王琪同志的大力帮助。经过审查，绝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仅发现一个干得时间较长的土匪，把他清洗了。对于和土匪有一般亲朋关系或本人仅当过短期土匪以后改邪归正的，则加强其教育不加追究。    1942年，大队破获了一起组织拖枪投敌案。一个战士多次逃跑，逃跑后和淮河滩上的伪匪联系，接受在我部组织拖枪投敌的任务，并在部队从事了活动。经淮北军区批准，此人公审后处决了。    经过了上述处理，团结了广大指战员，打击了极少数坏人，保持了部队的纯洁，几年中无一人叛逃，也没发生较大的逃亡事件。    五、小池家战斗和彭师长接见    泗南大队组建后，军政素质迅速提高。1942年4月淮北军区组织比武，泗南大队荣获第一。军区白浪参谋长对泗南大队尤为器重，多次来泗南大队亲自指挥军事训练。    泗南大队不仅训练好，仗也打得好，1942年5月，配合盱凤嘉大队，一举攻克小池家伪据点，就是一个范例。    小池家战斗是一次攻坚战，也是淮北军区一次有名的战斗，该战斗曾被谱进军区的一首歌曲中。这首歌的歌词中有这样几句：        伟大的一年，光辉的一年，        我们战斗在淮北苏皖边，        “快步、侦察、奇袭”战，        威名远震江淮间。        众兴城下歼敌寇，陇海线上破击战，        海郑公路打汽车，夜袭池家拔据点。        ………   

    现将1981年我写的关于小池家战斗和彭师长接见泗南大队的一段文字《热情的关怀，深刻的教诲》摘抄于后：    1942年5月的一个夜晚，淮北军区参谋长白浪和政治部主任刘作孚二同志，率泗南大队1、2连和盱凤嘉大队，从明光北古沛镇附近出发，对五河城外围、淮河南岸的小池家伪据点，实行长途奔袭，快步行军60华里，一举攻克、全歼伪军1个保安中队100余人，我无一伤亡（盱凤嘉大队一个战士冻僵，入殓后又活了），开创了地方武装运用军区倡导的“快步、侦察、奇袭”的战术，拔除坚固设防的敌伪据点的先例，受到军区的嘉奖。    进攻的当天晚上，当到达距小池家仅数华里的穆家湖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天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由于向导迷路，部队在湖里转了3、4个小时没转出来。天亮前，雨停风息才辨明方向找到小池家。雨虽延缓了进攻的时间，使部队吃了不少苦头，但却增加了进攻的突击性，使我们的到达犹如神兵天降。当我们拔掉鹿砦、越过铁丝网和外壕时，敌哨兵才发现，我们打到敌人屋里命令他们缴械时，有的敌人方从梦中惊醒，不少人在被窝里就当了俘虏。战斗不到1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我撤退时天已大亮，五河里的敌人由于搞不清情况，也不敢妄动，只好隔河相望，目送我们安然返防。    战后，泗南大队返回鲍集。彭雪枫师长听到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在部队返回的当天，即下令在次日拂晓由副大队长宋延年率领参战的1个连和大队部有关人员，到管镇东头庙内集合待命。听到命令后，估计可能是彭师长接见，大家非常高兴，不能去的都颇感遗憾。次晨，天刚蒙蒙亮，2连（大队指定2连）即集合出发，一个快行军，20里路没用1个小时，到达管镇。果然不出所料，彭师长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精神抖擞，步履轻捷，在接受宋延年副大队的报告后，面带微笑和连以上干部一一握手，然后走向部队。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打得好啊！”师长的话像阵春风，温暖着大家的心。    “古人有句话，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次你们是‘盲人骑瞎马，夜陷穆家湖’，是不是？在穆家湖里转了好多圈，淋得像水鸭子，很狼狈哟！”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可是，你们又不是‘盲人’，骑的也并非‘瞎马’，不是乱闯乱撞噢！‘夜陷穆家湖’只是由于老天下雨嘛，而且终于走出穆家湖，把小池家攻克了。所以，上面两句话可以改为：‘勇士跨骏马，夜半入小池’。你们是跨上骏马的勇士，小小池家，是不在你们话下的，一举便把它攻克了，你们说对不对？”大家又是一阵笑声。    稍停之后，师长继续说：“你们开创了运用‘快步、侦察、奇袭’战术克敌制胜的先例，你们为人民立了功，你们的进步是很大的，但不能为此骄傲。这毕竟是一次小的胜利，要打的仗还多呢，如果骄傲了，就可能真的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地’的危险境地，再遇到‘穆家湖’，可能就转不出来了。你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前进，在今后的战斗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彭师长的话寓意深远，饶有风趣，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句句深印在大家心里。    师长走后，我们又是一个快步行军回到鲍集。仿佛几天的战斗疲劳，被师长的一席话冲刷得一干二净。   

    六、永远的怀念    泗南大队常引起我的回忆，泗南大队的同志，更加使人怀念。老红军、大队长程贞恒同志，雪山草地，征战十几年，三十五、六岁尚无家室，常年和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年生活、战斗在一起，风餐露宿，万苦千辛，却毫无倦意。革命意志，令人敬佩。教导员吕武备同志，老诚持重，善于团结，和霭可亲之貌，仍留在我的脑际。2连的同志屈身地方，不以“老大哥”自居，不计地位待遇，英勇战斗，事事带头的风格，永难忘怀。几百名泗南7区的干部战士，朝气蓬勃，谦虚好学，以外来的同志为师，不甘人后，其兄弟友爱情谊，至今深印心中，但对他们无法详加忆述，现仅就其中印象最深的两位——副大队长宋延年和3连连长高万亮同志的情况，作一简记。    宋延年同志，年轻英俊，是一位较出色的“儒将”。他大眼浓眉，面容清秀，加之修长的身材，整洁的着装，显出一种飘逸的风姿。他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活泼风趣，打篮球，下象棋，唱歌，说笑等无一不爱。有时几近天真，棋下输了，便十分不服，傲形于色，重来再下，直至下赢为止，下不赢时，甚至撕碎其盘，撒掉棋子。可是，过不多久，又来摆下战场，再开战端。我和宋延年（还有小号牧梅桂）是老棋友，常为下棋闹得面红耳赤。可是一场“拼搏”之后，还是好朋友。    宋延年同志的最大特点，还是他那蓬勃的革命朝气，勇敢战斗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同志态度。    宋延年同志出身富家，但他不留恋优越的家庭生活。他自幼就有强烈的民族感和对革命的向往，当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徐州之后，他便毅然离开家奔赴延安。抗大毕业后，1939年到新四军6支队。开始在基层做政治工作，由于作战作风泼辣，即改做军事工作。他虽有较高文化，但不善于政治说教，却爱舞枪弄棒。到操场，就生龙活虎般地和战士们滚爬在一起；战斗时，他跟最前沿的部队，小池家战斗，他跟随担任突击的2连一起过网越壕。和下棋一样，在工作中也有种不服输的劲头，总要与别人争个高低，不夺得第一，誓不罢休。大队凡有重要的军事任务，大抵都由宋延年担当，大队长、教导员则以完全信任的态度，把工作交给他。比如落实“快步、侦察、奇袭”战术训练，则由他组织实施；1942年4月，2连代表泗南大队去军区比武，是由他和教导员带队；几次战斗任务的组织实施，他都起了主导作用。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实际上的大队长，故小池家战斗后，彭师长指定他带队去管镇受领师长的接见。    宋延年同志平时给人的印象似乎想当一名英雄，因他常提到英雄。法国某名人的一句话：“尔等，尔等，是法兰西之大英雄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在行动中，也颇有点英雄气概，遇事豪爽果断，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浓眉下的一双大眼，常发出闪烁逼人的光芒。为此，他曾不被人理解，仅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爱出风头。现在看来有点冤枉他了。从他工作和战斗上的表现来看，从他不畏强敌率部攻城直至英勇牺牲的事迹来看，他不愧英雄称号，是很值得学习的一位同志。    彭雪枫师长很爱才，所以也喜爱宋延年这样的青年。把宋延年派到泗南与一位红军大队长搭配，无疑也是经过彭师长考虑和同意的（当时营以上干部由师任免。师长对全师营以上军事主管干部，了如指掌）。宋延年平时有点目空一切，在一般领导干部中，他佩服的不多，有人给他送了个“老子天下第六”的雅号。然而，他对彭师长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彭师长曾因宋延年当连长时有点儿乱来，严厉地训斥过他，调动了他的工作，宋延年对此毫无怨言。由于他钦佩彭师长，所以，他处处学习彭师长，从穿着整洁、英雄气概，到办事认真、作战勇敢，他都以彭师长为榜样，连彭师长批评人时的尖刻，他也仿效。可以说，宋延年同志是在彭师长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的，从宋延年身上多少可以看到些彭师长的影子。    泗南大队这支组建不久、大都是新兵而又装备一般的部队，之后以迅速成长，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上升到主力，原因固然很多，但宋延年在其中的作用，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常言说：“兵随将转”。而将又是“千军好找，一将难寻”的。生龙活虎的战斗作风，对于一个部队是何等的重要啊！然而，生龙活虎的作风，又需要由一个生龙活虎般的领导干部来培养。而泗南大队的领导人中，战斗作风最好的，宋延年同志应是其中之一。    由于宋延年同志积极热情，英勇果敢，有较好的领导才能，所以，他在泗南大队有较高的威望。他既团结了像大队长这样的老工农干部，也团结了黄森这样的知识青年，他在同志中，既是上级又是朋友。故1944年部队上升到32团后，又把宋延年派回该营任营长。1947年夏，宋延年同志任华野二纵副团长时，率部攻破南麻城，与敌搏斗中英勇牺牲。    高万亮同志，乍一看是个十分平凡的人。一脸土气，一口家乡土腔，一身带补丁的军服，一个普通士兵的打扮，活像个老伙夫。可是，和他一经接触，就可以从他身上发现许多可贵之处：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军人品格和诚挚的待人态度。这位平凡而又高大的人的形象，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高万亮同志，有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那颗对同志至诚友爱的心，像万盏灯火，炽热而又明亮。他爱同志如兄弟，爱人民群众如亲人，和他们十分融洽地朝夕相处。在战士面前，他像位老妈妈，虚心听取意见，耐心了解情况，从不乱发脾气，滥施惩罚；战士有了缺点错误，他耐心说服，有了困难，他认真解决。他常带一把旱烟袋，与战士们同吸一袋烟，是战士的最好的烟友。战士的心里话，总爱对他说，把他作为知心人，他既是连长，又是实际上的指导员。他对同级干部，既尊重又亲切，像一个忠厚的兄长。指导员李兴智同志，是一位20岁的青年，工作热情高，但缺乏实际经验，高万亮同志主动帮他出主意解决困难。连里出现有逃兵时，指导员在大队受批评有时难过得哭了，他便给指导员以安慰；指导员上政治课不会讲地主如何剥削压迫农民，就请教连长，高万亮同志耐心地给指导员讲解，没有一点轻视的表现。李兴智同志曾激动地说：“高万亮同志在3连是真正的核心，大家是团结在他的周围进行工作的”。    高万亮同志不仅尊重战士，尊重连队干部，也尊重领导和领导机关。由于3连的成份新，逃跑现象较多，因此我常去3连。我和高万亮同志年龄相差20多岁，他不但不欺我年轻，而且十分尊重我，连里没有荤菜，他就叫通讯员下塘摸河蚌作为菜肴。同时，他又把我当小弟弟，有时我出他洋相，学他说河南杞县土话，他也不恼，追我，赶我，逗笑取乐。我没有一双好的草鞋，自己又不会打，高万亮同志便帮我打了一双加上红绿毛线耳子的漂亮草鞋，可惜这双心爱的草鞋，被陷进穆家湖内！以后只好求高万亮同志又打了一双。    高万亮同志和人民群众，真正做到了鱼水相依、军民一家。    泗南大队驻鲍集时，3连常驻陈美庄，3连连部又常住陈尤然同志家。高万亮同志对陈家十分尊重、十分关怀，他总是大爷、大娘地称呼老人；有好吃的，总要送些给老人孩子。他看陈家生活困难，便把他参军从家穿来、一直珍存着的夹袍和一套粗布裤褂送给陈家。这种“雪中送炭”之情，使陈家感激万分，陈尤然同志至今仍念念不忘此事。陈尤然家（尤其陈尤然的父亲陈体甫老先生和母亲）时常想念高万亮和3连的同志，高万亮和3连的同志也时常想念陈美庄的人民。1975年原3连指导员李兴智同志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时，还向陈尤然家写了封热情的问候信。1986年11月的泗洪县党史座谈会上，当陈尤然同志听到高万亮的名字和事迹时，心情十分激动，一再说：“高万亮同志真好！所写的情况太像他啦！”他还说：“高万亮有一双慈祥、智慧和威严的眼睛，它给人以温暖，又表现出军人的智慧和威严。高万亮和我家的感情极深，太叫人怀念了！”    高万亮同志的模范作风也是出众的。在连队，他处处操心，事事带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当家人。3连是个较弱的连队，政工干部年轻，因此大事小事都找到连长头上：行军、作战，军事训练，操持伙食，查铺查哨给战士盖被子，安排病号饭，和想家的战士谈心等等，都排在他的日程中。他是个打草鞋的能手，一有空，他就帮战士打草鞋。行军时，在行军和操练时有些年轻人还比不过他。他虽年大资深，却像个不倒翁，没有任何倚老卖老的表现。    高万亮同志的模范作风，还表现在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上。他关心别人，却很少关心自己 。他的老家有妻儿老小，又是个连年灾荒的地方，可是他从不表露对家庭的挂念。1942年，豫东水灾，他爱人领着孩子逃荒到部队，他叫大儿子参了军，其余的人在村上生产自救，没要求组织上救济，没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也很少让家属去连队。    高万亮同志对同志是那样热情、耐心，但处理问题并不婆婆妈妈，他有很高的原则性，作战也很勇敢。有时我了解情况不够准确，他发现后能及时提出；对同志间的缺点，他很善意地给以指出，从不迁就。从34团到泗南大队没听到过说高万亮不好的话，一直受到组织的信任和器重。    由于高万亮这同志的突出作用，泗南大队3连这个既新又弱的连队，才能得以巩固和迅速成长。高万亮同志也因此赢得了泗南大队和3连同志的爱戴。    但是，由于当时对高万亮同志缺乏全面了解，单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看待他，不但对这样一位好同志未加重用，反而在他任连长（包括副连长）6个春秋之后，于1946年春作复员处理了！3连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为之难过。    高万亮同志留恋部队，部队也留恋高万亮同志。确定高万亮复员后，他迟迟不走，跟着32团6连（原泗南大队3连）行动了几个月，帮助6连干这干那，直至1946年国民党向我进攻时，他才流着眼泪带领全家离去！    七、泗南大队建制和部分成员    （一）大队部，约30余人。大队长程贞恒，35岁，湖南人，工农干部，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参加过长征。原34团副营长（解放后在嘉兴军分区任副司令员）。教导员吕武备，30岁，河南永城人，学生成份，现在成都离休，离休前，在陆军某部工作。副大队长宋延年，21岁，江苏新沂炮车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分配到新四军6支队，任过指导员、连长（1947年夏，打南麻、临驹时牺牲。时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五师14团副团长，年27岁）。参谋张海生（大队部参谋一职无编制，是临时安排），原区自卫大队副大队长，泗南大队成立时任参谋，不久调走。组织干事李大涓，20岁，泗南大柳巷人，学生成份，原鲍集指导员。成立自卫大队时，任中队指导员。泗南大队成立时，调任此职。不久调回地方。后任宿县军分区副政委。青年干事王宝贝，20岁，泗南双沟镇人，学生成份。原区自卫大队中队指导员，成立泗南大队时，任此职，不久调回地方。我是特派员，河南永城人，18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入伍，原34团锄奸干事（现在上海离休，离休前在空军航空兵部队工作，军长）。军需杨福兴，30岁左右，鲍集北岳庄人，农民出身，略有文化（在部队任供给科长时，复员回家。以后在泗洪县工作）。管理排长朱树德，河南永城人，三十二、三岁，农民成份。事务长孙干，7区人（孙干同志解放后，在陕西某国防工厂做领导工作，后在信阳）。张凤桐，鲍集大嘴人，鲍集区组织干事，后任泗洪公安局长。医助李庆帮。司号长牧××（小名梅桂），河南杞县人，16岁，1938年入伍，农民成份。原是34团司号员。粮秣员孙瑞乔，7区人。通讯班，通讯员8人，尚能记住名子的2人：陈兴（蒋老表哥，打开封牺牲）、芮凤毛。芮凤毛是管镇西北芮庄人。炊事班，炊事员4人。饲养员4人，马4匹（大队干部每人1匹，参谋1匹）。运输员（挑大队部文件）1人。勤务员2人。司号员1人。1942年李大涓、王宝贝等同志调走后，大队部又调来的有：宣传干事金非，安徽岳西县人，20岁，学生成份，抗大四分校毕业（该同志现在北京离休，离休前任北京部队装甲兵副政委）。组织干事郭城，广西人，23岁，学生成份，抗大四分校毕业（解放后曾任广西经委副主任，财政厅厅长）。副教导员刘华庭，河南舞阳人，红军老战士，二十七、八岁，工农干部。1943年后，调11旅31团任某营副政教。1944年夏，在张家路战斗中牺牲。青年干事王锡侯，河南永城人，18岁，来大队前是3连党支部书记，后调37军。    （二）3个连队    1连，约100余人枪，大部是鲍集一带人。连长黄森，鲍集人，21岁，初中毕业，是原自卫大队连队干部中唯一被留下的一位（江苏军区独立二师副师长，病休在家）。指导员郑之平，广东人，二十二、三岁，学生成份（解放后在福建某军分区任政委）。副连长李明生，安徽肖县人，二十一、二岁，工农干部。党支部书记×××，7区人，20岁，学生成份。文化教员朱德延，宗家岗人，学生成份（解放后在空军驻蚌埠某航空兵师工作）。排长：傅大其，7区人。沈德兴，7区人。毛长干，双沟毛嘴人（据说，解放后在宿县粮食部门工作）。事务长薛纪忠，7区人。文书蔡司忠，7区人。通讯员孙德悦，7区人（解放后任西安铁路分局装卸厂厂长，已离休）。班长……（其中有一位曹××，山东人，是黄克诚部东去时留下的病号。该同志解放初期在空军上海基地司令部任军务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