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练成将军 摄于1955年
韩练成韩兢父子1970年合影
中流砥柱 钢铁长城 92岁阿老 书
编者按
2008年4月,韩兢根据父亲韩练成传奇军旅生涯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隐形将军》,曾在本报五色土副刊连载。到现在,这本书已衍生出3个改编作品,即同名电视连续剧、同名广播小说以及长篇广播评书《传奇将军韩练成》。韩练成为什么被称为“隐形将军”呢?八一前夕,我们特邀韩兢先生写来此文,以飨读者。
“隐形人”之称最早源自李克农
父亲韩练成被称为“隐形将军”之事,还要从1960年冬天说起。
那时,我父亲还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研究部部长。一天上午他因病休息,正在书房翻检资料,我母亲推开书房门说:“李经理来了。”
我父亲一愣:“谁?”
门外传来一个很熟悉、而又很久没有听过的男中音:“桂林的李经理来看七哥。”
身着军大衣的李克农上将由一大尉扶着,已经到了门口。
我父亲大喜过望,回头问我母亲:“你怎么还叫他李经理?”
我母亲也笑了:“我只记得过去的叫法,哪知道现在该怎么称呼?”
李克农感叹:“嫂夫人这一声‘李经理’,让我又想起过去的不少事情。”
我父亲知道李克农几年前曾重病一场,仍在恢复期,很关心地问:“听说蛮兄组织了几个老同志,一起在写过去的秘密工作史?”
李克农答:“是要抓紧了。趁着记忆力还能恢复的时候抓紧搞,还来得及。刚刚开了个会,碰了碰情况,顺便来看你和七嫂。”
我父亲和李克农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我父亲是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李克农是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是友军,时常有接触。我父亲对共产党的报纸、剧团在桂林的抗日活动都提供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1942年5月,我父亲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同志。为便于联络,他和李克农之间有特定的称呼:李克农随朋友们的习惯称我父亲为“练兄”、“七哥”;而李克农有一个名字叫“曼梓”,又是南方人,我父亲联络他时称“蛮兄”。我母亲一贯信任、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母亲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我父亲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桂林的蛮先生”——谁知道过了多年,她就是看见了李克农肩上的三颗星,还是叫他“李经理”。
1949年1月,我父亲经香港返回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的驻地在河北平山一个叫东黄坭的小村庄,机关的同志们都分散住在村里的民房。部长李克农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起居,他用的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东面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面会客。我父亲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和社会部机关的同志一起作息。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党中央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工作关系。在那一段时间,他先后受到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单独接见。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呐!”
虽然我父亲和李克农很近,但他从来没有问过:还有谁是和他一样的“这些人”。
眼看快到中午,我母亲走进客厅,说:“就在我家吃饭吧?我加了个菜。”
李克农拱拱手,说:“烦劳‘后勤部长’。”转脸告诉随员:“这位就是我对你们常说起的,国军的将军夫人,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后勤部长’。”
我母亲笑了:“我哪里当过部长啊,叫我七嫂、七婶都好。”
餐桌上四菜一汤,我母亲说:“这个狮子头是跟叶妈妈学的……”
我父亲笑了,问李克农:“蛮兄,你知道她说的叶妈妈是谁?”
李克农不知道:“是谁?”
我父亲说:“是蒋委员长手下中统局长叶秀峰家的老太太!……不过,是他自己的妈妈,还是他太太的妈妈,我们没搞清楚。”
李克农哈哈大笑:“噢?我以为只有你是个隐形人,没想到七嫂更是深藏不露啊。”
我父亲来了灵感,一首小诗脱口而出:
《克农来访》
桂林、重庆、东黄坭,
“隐形”至今未足奇。
夫人再设“后勤部”,
上将仍作“李经理”。
诗,给了李克农,“隐形将军”的称呼也就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里被传开了。
“隐形”,不仅仅是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作状态,也是他其后的心理状态。他从不因为自己的特殊贡献居功自傲,即便被世人当作“统战对象”,仍然绝口不提往事,严守机密数十年。直到他1984年去世,出于保密要求,他的讣告仍以“爱国将领”冠名。
“隐形将军”不止韩练成一人
1985年,为了追寻父亲传奇而隐秘的历史足迹,我从陕西省建设银行调回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利用相对充裕的时间,开始了解密的遥遥心路。因此,才有可能接触到了更多的“隐形将军”。
先说郭汝瑰老将军:郭老是黄埔五期生,陆军大学第10期毕业留校任教。抗战后任师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集团军参谋长、师长。国防研究院成立,郭老与我父亲同窗,此后历任驻英大使馆副武官、军政部军务署署长。1945年他秘密会见董必武,随后和党的组织建立了秘密工作关系。内战开始,他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国共谈判,担任国防部第五厅、第三厅厅长,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在解放西南时率部起义。解放后,在南京军事学院执教合同战术、司令部工作、军史史料,《郭汝瑰回忆录》记述了他自觉投身革命的传奇一生。他对我说过许多往事,包括我父亲“归德救蒋”。
再说吕文贞老将军:东北陆军讲武堂第10期、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在国防研究院时,与我父亲和郭老结为挚友。曾任侍从室高级参谋、第11战区参谋长、北平行营参谋长、联勤总司令部参谋长。上世纪90年代,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在珠海市委台办工作期间,曾多次去澳门看望吕老。吕老作为“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北平受降”的亲历者,对抗战各个战略阶段的“形”与“势”,都有深刻、精辟的分析。他记忆惊人,语言精练,论据充分,论点明确,但却从未提及自己对新中国的特殊贡献。接触两三年以后,他才问我:是否认识李克农的人?我问他要找谁,他说:“你知道罗青长吗?”我不便直接回答:“我听说过这位老前辈,但您跟他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和你爸爸一样,也是李克农的好朋友啊!我和李克农之间,就只是通过罗青长这一条线联系。”次日,我用机要电话报告罗老。罗老说他“文革”以后就没有吕文贞的消息了!罗老告诉我:“我曾受李克农部长之托与他保持单线联系,他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他在北平办的‘惠中中学’为我党在京畿要地掩护了不少地下工作者。”
郭老、吕老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但他们各有自己的联络关系,谁也不知道谁的事、谁也不问谁的事。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大都是这样: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系统,有中央直接领导的、有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还有各个部队的——解放前很少有横向联系,隐蔽的层面越高、关系越简单、环境越孤独,大多都是没有后方、没有战友的孤军。解放后,有的同志走出“地下”,有了新的、公开的身份,出于保密的原则,不再提起过去的事;有的像阿庆嫂那样一直在基层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没有担任公职,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环境;有的为部队情报部门、联络部门工作的地方同志,由于部队调动、番号记不清或者是部队在历次裁军中被裁撤了、找不到了……这些老同志大多数长期“守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对国家的贡献,直至“文革”,由于“历史问题”,不得不“找组织”,才部分地被发现——还有这么多无名英雄在民间!可是,他们自己多年来和过去的组织中断了联系,过去的组织也从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无名英雄反而找不到组织了!1992年,罗青长代表隐蔽战线的各个系统把失散在全国各地的、有案可查的老同志收拢起来,在北京西郊的机关旁边盖了几栋楼,把他们安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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