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国家安全部政治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宁波市委主办的“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在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记者 梁臻 摄
宁波镇海中学校园内,有一清净幽雅的小园。园内有一幢玲珑雅致的木结构两层楼房,白墙黑瓦,朱楼雕梁,显示出女主人的富贵和淡雅。这座小园叫憩园,是朱枫烈士从小生活的地方。
很难想象,出生在这样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是后来勇往直前,坚贞不屈血洒台湾的革命烈士。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上空响起刺耳的枪声,共产党员朱枫昂首挺胸,身中数弹,英勇就义。
2011年7月,时隔61年,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回到家乡镇海。也正是这相隔一甲子的重逢,让她不为许多人所知的生平,慢慢浮现。
出生名门
——抗敌救亡洪流里,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朱枫原名朱贻荫,小名桂凤,1905年出生在镇海城关朱家花园。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家境丰殷。朱枫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小时候由母亲辅导读书学字,后来进入镇海县立高级女子小学和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据朱枫在师范学校的同学回忆,她不仅功课好,刺绣缝纫、手工编织、金石雕刻、诗书琴画、财会商务、医药护理等,几乎样样都懂。忠厚善良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德,为她带来了极好的人缘。
在师范学校,朱枫认识了革命生涯中很重要的“启蒙”人,同窗好友陈修良。1923年,江浙一代军阀混战,学校怕女学生遭难,于是提前放假。由于家庭破产,陈修良无家可归,朱枫便主动邀请她回家同住。整个暑假,两人每天在一起看书,逐渐开始了解军阀为什么要打仗、她们为什么要逃难等,两人开始萌发出对旧社会的不满。朱枫也向陈修良表达出想要得到自由的愿望。暑假结束后,两人回到学校,每晚到阅览室看书看报,了解社会情况,开始向往着一个新社会。
1925年,先是孙中山逝世,后有“五卅惨案”。抗敌救亡的洪流里,宁波学生也冲出了校门。受到陈修良的影响,朱枫上街参加游行,要求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陈修良随后被校方开除,不久便开始了革命之旅。朱枫目送她离去,很是羡慕,却恨自己还没有摆脱大家庭的勇气。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她无奈回到了憩园小楼。
陈修良离开镇海后,在上海参加革命,她不断地给朱枫写信,告诉她上海学生如何革命。终于,1926年,朱枫又一次鼓起勇气,离家来到上海,做起了家庭教师,并努力学习英语。
陈修良还把她推荐给沙孟海先生为徒。应朱枫的要求,沙孟海为她取了个名字,叫谌之,字弥明。谌,相信,诚然;弥明,永久光明磊落。沙孟海对朱枫的寄望不言而喻。而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朱枫也一直以这样的高贵品格和革命意志,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投身革命
——卢沟桥枪声响起,“千金小姐”摆脱封建家庭,为革命四处奔忙
在上海呆了不久,由于家庭的安排,朱枫不得不重新回到憩园。因为她要远嫁东北,和当时的奉天兵工厂工程师、同乡陈绶卿结婚。
如果没有家变,没有国仇,朱枫也许会沿着相夫教子的路走到白头。但是,生下女儿后,正值“九一八事变”,黑暗笼罩着东北三省,他们不得不带着女儿回到镇海避难。然而打击接踵而来,丈夫因病去世,朱枫的第一段婚姻就这么匆匆结束。
1937年“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朱枫毅然抛弃舒适生活,冲破封建家庭,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到救亡行列。她与同伴们一起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把多年创作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制品标价出售,得款全部捐献给抗战运动;她在家里办起“镇海工艺传习所”,收容难民,传习技艺;她会同当地同泽医院的职工,救护遭日机轰炸的同胞;她还动员亲朋好友宣传抗日,自己也在《保卫卢沟桥》等剧目中扮演角色……她和同伴们的这些活动,带动了镇海县城的抗日活动。在这期间,朱枫与第二任丈夫朱晓光结婚了,朱晓光是共产党员,这也让她和党靠得更近。
抗战中,朱枫数次变卖家产,为革命运动捐款捐物。1938年初,她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并成为书店同仁;1939年夏,在金华,她和几位同仁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我的母亲不是一般的母亲,她很爱我们,时时为我们的健康成长着想。”女儿回忆说。不仅如此,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锻炼,朱枫把女儿朱晓枫(当时叫朱倬)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而她自己则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皖南、上海、桂林、上饶、重庆……朱枫的革命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同事们无不为之动容。
1944年初,朱枫在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后“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朱枫不幸被捕。在日本宪兵队残酷拷问下,身体单薄的朱枫硬是撑住了。敌人从她口中什么也没得到,后经组织营救,朱枫出狱了。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出狱后,她居然又冒险在晚上悄悄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有了这些钱,她就可以为陆续获释的同志提供转移时需要的路费。万一被敌人发现,她必死无疑,但在她看来,为了革命事业,个人的安危可以置之度外。
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春,经徐雪寒和史永介绍,朱枫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深入虎穴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她取道香港入台送回绝密军事情报
“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很出色”、“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这是战友们的评价。
战友汤季宏曾回忆,1947年他在上海不幸被捕,194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处境仍然危险,组织上决定将他转移到香港,领导把护送的任务交给朱枫。送行那天,黄浦江上寒风凛冽,气温很低,细心的朱枫看到汤季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悄悄走进女厕所,脱下身上的厚毛衣,一定要他穿上。
正是由于朱枫认真工作、关爱同志的品格,让党组织更加放心地将重任交付给她。1948年,朱枫奉命去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丈夫和子女热切地盼望着朱枫归来,而朱枫也承受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正当她结束香港的工作,准备回来和家人团聚时,组织上又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朱枫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舐犊情深的母亲,但是她毕竟是一名共产党人,知道孰重孰轻。“妈妈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个人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女儿朱晓枫回忆道。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风信子”号客货海轮,3天后,在台湾基隆靠岸。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朱枫向吴石将军传达了华东局的工作指示,肯定了吴石将军近年来的工作,随后进行了情报交接。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不知不觉两个多月过去了,朱枫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她准备尽快返回。就在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附寄给亲人一张字条:凤将于月内返里……即将于亲人团聚的喜悦又一次包围着朱枫。
血洒台湾
——即将返回时被叛徒出卖,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风云突变。1950年1月,几名地下党员相继被捕。
危在旦夕!必须尽快转移。当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经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将飞往舟山定海机场,那里离镇海很近。朱枫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先飞往舟山,再想其他方法。
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视患病亲人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上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当时仍然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舟山。敌人得知朱枫已经飞赴舟山,立刻在舟山展开了撒网式搜索。
此时朱枫转移至沈家门,找到一家医院躲藏起来。每天清晨,不管天气多寒冷,她都要到江边的码头打听有没有渡海的民船,但都失望而归。
本想着回家过年的朱枫,随着敌人大网的收紧,1950年2月18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的早晨被捕了,被关押在当地的一个看守所里。
此时,朱枫离家乡、离亲人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她却永远无法跨越。
朱枫知道营救无望,决定以死相拼。一个漆黑的夜里,她将身上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异常,立即进行抢救,还专门调来一架飞机将她送回台湾救治。
随之而来的是软硬兼施的拷问,这位出生富家、生活优越的才女面对严刑拷问,宁死不屈。她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忠肝烈胆的精神,令敌人对她刮目相看,称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最后,国民党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朱枫等人进行审判。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45年短暂岁月,却演绎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生。朱枫烈士在临刑前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生命最后一刻这声响彻长空的口号,正是她毕生的信仰。
1949年10月25日,朱枫赴台前一个月从香港寄回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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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平静”:虽然那段历史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敬佩烈士为了信仰不惜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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