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朱枫烈士

    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被抓。关于她被捕的经过，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家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的顾学勇是朱枫烈士在沈家门被捕的见证人，《普陀文史》报道了其亲眼目睹朱枫烈士的被捕经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为搜集军事情报，中共高层领导决定派朱枫潜入台湾，为解放台湾作准备。根据组织安排，这次赴台，朱枫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正当朱枫功成即将凯旋之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她逼近: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已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

    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朱枫到达舟山后，从定海机场直奔沈家门。找到当时任存济医院院长的顾孙谋，说她是镇海朱雪梅的姐姐，从台湾来要去上海，并称自己在“跑单帮”，想要去上海进一些唱片，叫顾孙谋找船带她去上海。因为顾孙谋和朱枫的父亲有生意上的往来，认识朱雪梅，所以，顾孙谋热情地把朱枫安置在自己家里，并非有关报道中所说的在存济医院。

    据顾学勇回忆，当时顾家习惯称朱枫为朱家四小姐，因为她是镇海鱼行朱老板的四女儿，小名桂凤，所以“朱家桂凤四小姐”就是朱枫。

    “朱家四小姐派头大，相貌好，当时沈家门找不出第二个。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在信封上写过毛笔字，很漂亮，我们姐弟记忆犹新。”顾学勇回忆道:“那时候我刚好15岁，在舟山中学读初一，放寒假在家，大姐顾荷琴当时已经20多岁了，二哥顾学仁在店铺里看店。”在顾家10多天时间里，朱枫很和气，待人接物很讲究，顾荷琴与她影形不离。

    朱枫很少出门，从不独自外出上街。其间，顾荷琴陪伴朱枫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天丰寺，另一个则是鹤龄泉。

    她和我姐日常只交谈《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文字著作内容和越剧演出的故事情节，从来不谈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所以当时顾家根本不知道朱枫是地下共产党员。

    她在我家被带走了

    沈家门不是朱枫久留之地，她迫切要去上海，常打听顾孙谋去上海的船找到没有。因为当时舟山还没有解放，海上封锁，但是也有部分冒险的人撑船去上海，叫“穿火线”，主要贩卖白糖粮食等物资。

    有一天，顾孙谋虽然联系上了一艘小船，但是木帆船实在太小。顾孙谋说:“船太小，你去我不放心，接下来马上有大船过来，乘大船安全，你再等几天。”但是朱四小姐还没等上大船就被抓了，为此顾学勇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可惜。

    “朱枫被捕时，我和姐姐顾荷琴、老中医陈鹤年伯伯都在现场。”顾学勇回忆说。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那天，朱四小姐和我们姐弟，还有陈鹤年伯伯在房间内聊家常。这时，从我家小墙门里进来两个便衣，身穿墨绿色风衣，腰部束有腰带。直接走到我家门口说:‘朱枫在吗？’当时朱四小姐就从春凳上站了起来。”

    “那几个便衣要朱四小姐跟他们走，她从容地从大橱挂钩上取下了一件海虎绒大衣，披上衣服，拿起随身携带的一只手包，坦然地和我们点点头，就走出了家门，神情安然地跟着‘便衣’走了。”

    顾学勇说，当时跟在后面的还有三四个宪兵，陈鹤年伯伯一直跟在后面，朱枫被带进沈家门老邮电局对面一幢住着宪兵队的房子里，陈鹤年就被卫兵赶了出来。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便衣和宪兵为什么要带走朱四小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打开她留下来的皮箱，只有几件衣服，没有可疑的东西。”顾学勇说，朱四小姐被关押了，父亲顾孙谋到处找关系去保释，但是根本没有朱枫的消息。随后，又跑到定海去保释，也根本没法打探到消息。后来顾孙谋反倒被国民党叫去询问了好多次，胡说是暗藏共党分子，还一度被监视。

    自杀没有成功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到舟山抓她。

    2月26日晚上，由于忧虑和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她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断，和着热水吞入腹中。第二天，看守打开牢房门，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