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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川东游击纵队于1947年11月底成立,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0多次,为下川东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川东游击纵队总司令赵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家屋被烧,妻儿流落,仍慷慨高歌:“风吹浪打不回头,履险如夷何忧愁!”
“天下有饥犹己饥,天下有溺犹己溺。只要饥溺得解放,烧房杀头何所惜。”
面对着山下自家屋子燃起的熊熊大火,面对敌人在自家的烧杀抢掠,身为游击纵队总司令的赵唯,却只能带领队伍隐藏在自家屋后的山上———敌众我寡,他不能让队伍再做无谓的牺牲。当游击队员满怀仇恨,要冲下山去与敌人拼命时,赵唯极力阻止队员的鲁莽行为,吟诵出这首发自肺腑的诗。
这是1948年2月19日,赵唯带领川东游击纵队配合“奉大巫起义”,擂响了云阳武装起义的战鼓。之后,敌人开始了对游击队的围追堵截和对赵唯的全面追捕。
如今,60多年过去,但在云阳,人们提起赵唯的英雄轶事,依然津津乐道。
含冤入狱“杀无赦”
狱卒为他破“狱规”
1928年到1929年,赵唯的家乡云阳黄龙乡一带匪盗四起,致使坐商关门、行商绝迹、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1929年春,云阳县当局组织了千余人的清剿大军,由县团务委员会委员长马仲云任总指挥,开赴黄龙乡、沙沱乡一带剿匪。马仲云指派时任沙沱、黄龙、路阳三乡联防队中队长的赵唯率部作为先头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不想,在战斗中,马仲云的亲信、由原军阀部队流窜到剿匪部队的邬孟生临阵倒戈,剿匪部队猝不及防,一下损失了人枪数百。
损兵折将,丢失了剿匪部队几百支枪,又是自己的亲信临阵叛变,如何向上司交待?马仲云绞尽脑汁,决定嫁祸于赵唯。
第二天,马仲云便以“剿匪失败,通匪窝匪,损失人枪达500之巨”的罪名将赵唯拘捕。军阀混战,枪杆子就是命根子,有枪就能成为草头大王,上面一听说云阳剿匪因赵唯通匪损失惨重,不问青红皂白,很快宣判赵唯“杀无赦”。
赵唯被押解到万县,关押在万县军阀王陵基司令部的禁闭室内。夜深人静,赵唯陷入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自己满腔热忱,为民做事,却总斗不过那些乌合之众,屡屡败下阵来?为什么自己拼死剿匪,除暴安良,却被人栽赃嫁祸,无妄惹来杀身祸……
而在铁窗之外,却有人在为赵唯鸣冤叫屈———云阳民众和机关法团联名声援:赵唯无罪。他们派出代表团,长住万县为赵唯伸冤,还到处求情,请客送礼。在他们的努力下,赵唯由“杀无赦”被改判为“等待处理”。
作为“等待处理”的犯人,赵唯被关进了万县监狱。
这里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新犯人进入狱门,就会被狱卒脱光衣服,搜光钱财,然后送进地下室的黑屋。给钱后,从黑屋提到“病仓”。再给钱,到“下仓”。还得用更多的钱买“仓位”,最后才提到监房楼上的“上仓”,住最好的床位。
赵唯一进狱门,狱卒却连声说道:“请上仓,请上仓。”
缘何赵唯“一步登天”住进了“上仓”?原来,所有被提到司令部审讯的犯人,审讯前和审讯后都要被羁押在禁闭室里。赵唯对其他羁押犯人,不是拿出食物让他们填饱肚子,就是拿出家人准备的衣裤进行接济。开县长店坊的鄢某,是被诬陷为盗匪的小知识分子,没有棉衣穿,受刑后直打寒颤,赵唯就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他穿上。
就这样,受过赵唯好处的人,一回到监牢就谈论赵唯,很快大家都知道“赵唯够朋友”,就连很多狱卒都被赵唯的行为所感动。所以,赵唯进监后,有狱卒为他打破“狱规”,让他住进了“上仓”,免受了地牢黑屋及“病仓”、“下仓”的痛苦。
后来,被取保释放的赵唯于1931年夏天搭乘客轮来到上海,在读云阳中学时的同学、时任上海共青团无线电团支部书记、共产党人张述成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并于1932年2月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编写山歌诉罪状
工农团结破“哨棚”
随后,赵唯接受了新的任务,返回云阳老家组建中国共产党农坝乡支部。
1936年9月,在去年云阳暴动失败后离开云阳的赵唯,从城口修齐坝秘密回到了云阳农坝乡。他和时任中共云奉边区特委书记的谭林、宣传委员张述成一起,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斗争。
为了广泛发动贫苦农民和矿工都加入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赵唯根据山区工农喜欢唱山歌的特点,提议编写些歌词在工农中进行教唱。
于是,几个人便根据工农弟兄受剥削受压榨的血泪史,写出一首首悲怆、凄凉、充满控诉的山歌,这其中《贫农团歌》和《矿工歌》是最为著名的两首。
《贫农团歌》唱道:“正月里来是新年,想起贫农真可怜,初三未曾过,就要上山间……三月里来是清明,贫农说的是真情,树皮来当饭,真要饿死人……”
在《矿工歌》中,同样写满了工人的血和泪:“矿工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从早到晚,苦苦苦,尽在洞洞处……厂老板,剥削我们,喝酒又吃肉,穿起皮袄,算算算,我们血和汗……”
这一支支洒满血泪的歌,唱出了农民、矿工积压了几辈子的辛酸和仇恨,控诉着旧社会的无数罪状,因此,歌曲很快就传遍了各处,许多群众泪水涟涟地唱着歌,恳切要求参加贫农团或工会。
到这年冬天,以云阳农坝乡为中心,东至巫溪尖山、南至云阳云安、西至开县长店坊、北至巫溪炉膛溪方圆四五十公里的区域内,发展了40几个贫农团小组,有1000多名成员。革命群众组织的不断壮大,让反动派十分恐慌,他们采取了“碉堡政策”,即在农坝乡等各处的通衢隘口搭设哨棚,监视革命活动。
哨棚一搭起,就给革命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赵唯就和谭林、张述成商量,如何把哨棚变成革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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