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广州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张太雷当年牺牲地——广州中山六路如今已是繁华商业街。欧阳炜 摄

广州起义总指挥部。

鲍罗廷演讲时，张太雷（右）当翻译。

２０１０年冯海龙与母亲张西蕾(张太雷二女儿)在北京 。（由冯海龙提供）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张太雷雕像。欧阳炜 摄

　　“张太雷的一生，如彗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但是绚丽夺目。他的人生，在广东进入最高潮，又在最高潮时戛然而止，犹如滚滚而来震碎坚冰的一声春雷！”

　　这是张太雷的外孙——退休武警少将冯海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他外祖父革命生涯的评价。这一评价得到了从事张太雷研究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林鸿暖的认同。

　　年逾八旬的林鸿暖认为：“张太雷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参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创建共青团、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领导广州起义。其中，后面的三大活动他都在广东留下了很深的足迹，广州起义更成为了他革命生涯最高昂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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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请缨领导广州起义

　　苏维埃成立翌日遭枪杀

　　坐广州地铁１号线到公园前站，往西走４００米，便到了中山六路（即旧时的惠爱路）与六榕路交界处。这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四大酒楼之一——西园酒家所在地，如今已是繁华的商业街。４月１１日午后时分，南国的阳光已如初夏般火辣。记者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思绪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的午后２点多……

　　那天，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进入第二天。中午，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广州日报现址）举行，张太雷主持大会并演讲，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锣鼓声和欢呼声。

　　此时的张太雷不知道，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将是他人生最后的高潮，而他为之呕心沥血４个月的广州起义，很快就要面对敌人疯狂的屠杀。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总方针，拨正了革命的航向。张太雷在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对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如何建立革命政权展开讨论。当讨论到由谁先到广东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时，张太雷主动请缨。会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南下，投入到筹备和部署起义的繁忙工作中。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末，张太雷经香港秘密返回广州，担任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他不顾危险奔走于街巷和江汊，亲自向工人、教导团官兵和党员积极分子做动员。１２月１１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不到两个小时，起义部队便占领了珠江北岸大片地区，黎明时分又攻占了当时的公安局大楼（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

　　广州起义时，各方面工作都由张太雷主持，他连续多日不休不眠。１２月１２日，城外已是枪声大作，张太雷仍毫不畏惧地召开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向群众发表演说。

　　大会下午２点多结束后，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以及警卫和司机共４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向起义总指挥部（即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驶去。汽车行驶至惠爱西路西园酒家附近时，前面突然蹿出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这批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枪射击，原来他们是一伙反共的武装便衣。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张太雷见状马上拔枪，对方的枪却先打响。张太雷身中三弹壮烈牺牲，警卫和司机也当场身亡。此后，在数倍于起义部队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下，失去领导核心的起义队伍很快遭受重创，５７００多人被杀害。

　　张太雷，曾用名张曾让、张泰来、张复、张孝曾、张春木和张椿年，在立下“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后，改名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２９岁的张太雷，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实践了他的誓言，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内同志紧急撤退，未来得及将张太雷安葬，他的遗体去向成了永远无法破解之谜。解放后，党和政府曾进行多次调查和寻找，都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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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赴粤促国共合作

　　身兼多职成“四大忙人”

　　当年，张太雷主动请缨来广东筹备部署广州起义，为什么能够得到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呢？对此，林鸿暖老先生解释说：“因为张太雷此前已多次到过广东，对广东的情况较熟悉，此前不久还在广州工作过一年多。”

　　林鸿暖所说的“一年多”是指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０日到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６日这一年半的时间。张太雷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就是当时著名的“鲍公馆”，即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住所和办公室。

　　“鲍公馆”坐落在广州东校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是一座二层小洋楼。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团住二楼，张太雷住楼下，楼下的翻译室也由他负责。据当年在鲍罗廷办公室工作的译员回忆：张太雷坐在一张简单的未油漆过的桌子旁工作，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报纸和印有大方格的毛边纸手稿。那儿放着他的一张正方形的中式床，上面铺着一床雪白的床单。当你走进去的时候，总见他埋头于工作之中。

　　翻译和助手是张太雷在鲍公馆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也是他在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身份。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的张太雷，中英文水平都非常高，曾被李大钊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早在１９２０年，李大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事宜时，就是请２２岁的张太雷担任英文翻译。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国民党元老张继，南下广州又辗转桂林，会见孙中山，探讨国民党与苏俄建立联盟以及国共合作的可能性。１９２２年４月，张太雷又陪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到广州面见孙中山，再次谈到国民党与苏俄合作问题。６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张太雷等多次会见孙中山，提议国共合作。共产党的真诚相助感动了孙中山，他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终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张太雷功不可没。

　　１９２２年９月，孙中山亲自主盟，张太雷和李大钊、陈独秀等第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３年１月，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张太雷为国民党本部宣传干事，参与国民党改组。１９２３年５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三大”，将中央机关迁至广州新河浦路“春园”２４号办公。张太雷随马林和陈独秀等到广州参加三大筹备工作，负责大会的组织和文件起草工作，并出席大会，会议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这已经是张太雷第三次来粤。

　　张太雷为鲍罗廷工作始于１９２５年５月。当时，张太雷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政治会议技术秘书，到１９２５年秋天又开始兼任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五人委员之一、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以及《人民周刊》主编等职务，工作非常繁忙。

　　张太雷还经常以各种身份到群众中演讲，广州东校场、省农会、全国总工会、广东区委以及黄埔军校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广州反英大游行和省港大罢工等活动……忙碌不休的张太雷，因此成为了广州革命者眼中的“四大忙人”（其他三人为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之一。张太雷以惊人的工作效率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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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居”汕头旅店三日

　　起草中国社青团团章

　　广州挹翠路与东园路交界处，曾是清朝广州提督李准的别墅“东园”，１９２５年７月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就设在这里。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是共青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早在１９２２年，张太雷就曾来到“东园”，组织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会时，会场中间挂着大红星，红星下面是主席台，张太雷坐在第一排做记录。会场上，代表坐一边，列席代表坐一边……”这是列席代表谌小岑回忆１９２２年５月５日至１０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的情景。

　　会议由张太雷主持。他代表组织处向大会作了团纲和团章草案报告。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纲》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等决议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来第一个团纲和团章。这次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青年组织。

　　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纲》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是张太雷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汕头一家小旅店里起草的。

　　１９２２年４月初，达林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时，陈独秀提出，中共中央已研究决定，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他和他的助手及翻译张太雷共同拟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为“团一大”作准备。张太雷和达林接令后很快从上海起程。

　　４月１９日，轮船到达汕头，这是张太雷第二次来广东。达林和张太雷下船后，住进了靠近日本和法国领事馆的一家旅馆里。那时候，从汕头到广州需要先步行到韶关，然后从韶关再转乘火车到广州。当时，陈炯明的粤军正向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发难。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决定暂时先住下来，待局势平静再上路。

　　张太雷和达林利用这段时间开始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文件。这两个２０多岁的年轻人在旅馆里“泡”了整整三天，足不出户，忍受着蚊虫的叮咬伏案疾书，边写边讨论，一鼓作气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纲》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草案和各种决议草案全部拟订出来。工作结束时，他们的手脚和脸上已经被蚊虫咬出无数小红包，可是两人却异常兴奋，分别用俄语和英语高唱《国际歌》。

　　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亲人讲述

　　一封家书铺垫家人革命路

　　——冯海龙忆外公张太雷

　　“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这是张太雷１９２１年２月作为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前往俄国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前，写给妻子陆静华的信中的一段话。

　　“从这段朴实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张太雷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前后的思想转变和人生追求。”张太雷的外孙——退休武警少将冯海龙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提到这封家书。据他介绍，这是张太雷现存唯一的一封家书，这封信的原件目前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冯海龙眼中，外祖父张太雷是一位孝子。他八岁丧父，他的母亲年轻守寡，靠在亲戚家帮佣的微薄收入，将他和姐姐拉扯大。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大三时，姐姐出嫁了，他母亲一人独居，因积劳成疾身体不好需要有人陪伴照顾，于是为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张太雷非常体贴、孝顺母亲，奉母命回乡成亲，与识字不多的孤儿陆静华结了婚。“那时候，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学生中张扬个性，崇尚恋爱自由的风气很盛，他能这么做很不容易。”

　　张太雷在家书中主张女子要自立，不做丈夫的附庸，劝导妻子入学堂学文化，练习刺绣、画画等技艺。他牺牲后，陆静华靠这些实用本领艰难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她既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还要抚养当时最大才７岁的三个孩子。

　　冯海龙说，外祖母陆静华是一位感人至深的伟大女性。她２９岁开始守寡，为了丈夫的嘱托，在战乱的年代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没有舍弃自己的婆婆。在她的精心照顾下，１９２７年就已瘫痪的老人一直活到１９４２年，７２岁时才去世。她还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两个女儿都上了师范学校。

　　张太雷的三个孩子要么尽忠，要么尽孝。大女儿张西屏为了帮母亲照顾奶奶，放弃了一直向往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二女儿张西蕾，也就是冯海龙的母亲，１９３８年前往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去皖南参加新四军时，年仅１６岁；儿子张一阳也参加了新四军，１８岁时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专家点评

　　革命生涯与

　　广东密不可分

　　——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

　　李淼翔曾长期从事广州起义的研究工作，撰写过多篇在业内很有影响的论文。近日，他在其位于广州珠江新城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虽然广东不是张太雷的出生地，但他的革命生涯与广东紧密不可分。可以说，广东是张太雷的第二故乡。从１９２１年下半年到１９２７年底，张太雷的革命活动都与广东有关。他筹备并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团一大’，在此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过程，还担任过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人民周刊》主编等职务，最后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的身份，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南粤大地上。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广东党组织和人民的骄傲。”

　　在谈到广州起义的重要意义时，李淼翔说：“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广州起义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了‘红军’称号，并创建了中国大城市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作为广州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在生命最后时刻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