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当时党的早期党员是在极其黑暗的反动军阀统治的条件下来筹备组织召开中共一大会议的，之所以在李书城家中召开，原因之一就在于李书城在民国社会中崇高的政治声望。有这样一个特殊关系，在李公馆开会比较安全。李书城对于胞弟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从他本人角度而言，在家中举行中共重要活动可以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北洋军阀政府内的政治声望以及居住法租界较为安全的条件给予掩护。

　　当年，法租界警察确实搜查了中共一大会场，但只是履行了搜查程序，而对于至关紧要的“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住人卧室均未作任何搜查，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对于楼下李汉俊卧室到处散落的中共重要文件也未细看，匆匆而入，匆匆离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个时代，倘若没有李书城这样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民国元勋、民国政府的高级顾问、高级将领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中共早期组织的贡献，李书城其本人生前从未挂在嘴上和留在纸上，他在回顾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也总是只谈先贤志士，很少言及自己。在1949年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事之时，周恩来曾指出：“他（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委任他为农业部部长。”正是因为这一历史情结，李书城再度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的一位重要成员。（作者单位：北京市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