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纷至沓来 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陈愚生，曾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也是最早在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友声》杂志在1921年的创刊号上记录了陈愚生的一次讲演。他在讲演中慷慨激昂地表示：“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思独享盛名，读到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是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故。”

　　陈愚生亲手创办了《新蜀报》，不仅大力宣传新文化，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新蜀报》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逐步认识到“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自动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为了发展重庆的学术和教育，在陈愚生、刘泗英的鼓动下，川东道尹叶炳臣先后聘请了北京和南京学者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来重庆讲学，举办暑期讲学会。受聘的有北京的李大钊、胡适、陈启修、陶孟和、高一涵、王兆荣、彭一湖、陈莘农、文范村9人；南京的杨效春、金海观、倪文宙、曹刍4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二人均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仲和、王克仁、邵爽秋5人。

　　后来，除李大钊、胡适、王兆荣、彭一湖4人因故未能成行外，其余人员均先后抵达重庆，并分为两处举行了学术演讲活动，前往听讲的青年学生十分踊跃。

　　陈启修主讲了“世界宪法的趋势与中国宪和省宪”；高一涵讲授“省宪与劳动权”；陶孟和讲授“自然科学之现代思潮”等。

　　暑期讲学会持续近一个月，让重庆青年知识分子眼界豁然开朗。暑期讲学会结束后，邓中夏继续留在重庆，积极投身于反封建斗争，亲自主持和领导了重庆二女师学生反对封建教育的择师运动，全校学生罢课一月之久，迫使重庆地方当局撤换了不受学生欢迎的校长和学监。直到1921年10月，邓中夏才离开重庆返回北京。

　　1921年10月21日，应重庆联中和川东师范的邀请，恽代英自武汉来到重庆，在重庆联中做题为“青年应该怎样做”的讲演，恽代英猛烈地抨击了政府“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互相争杀”，指出了青年肩负的社会责任。

　　他说：“现在要说青年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们青年努力不努力。什么全要靠自己，靠别人是不行的。……责任在我们身上！至少一个人应当想到我们将来对社会做点什么事。所以中国要靠我们，任谁都是靠不住的。”青年学生受到很大的震动和鼓舞。

    办学任教撰文　开垦宣传革命思想新园地

　　1922年夏秋之交，应重庆联中校长熊浚聘请，被誉为“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的萧楚女，到重庆联中任国文教员。

　　萧楚女到校时，正值军阀刘存厚等人撤换重庆联中等几所进步学校校长之际。为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联合进步教师和学生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旗帜鲜明地揭露反动当局迫害师生的罪行，并毅然在《去职宣言》上签名。军阀当局则采取高压政策，悍然开除学生和老师。

　　为妥善安置被开除的师生，也为了选士育才，萧楚女与熊浚、陈愚生等决定创办重庆公学。通过多方努力，该学校于11月27日在城区半边街铁道银行旧址正式开学，招收学生150多人。

　　学校实行全新的民主管理体制，课程设置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尊重青年个性为原则，以先进的社会政治理念教育学生。学生既学习文化也参与社会实践。在国文教学中，萧楚女鼓励学生勇敢地向腐朽的封建旧思想和旧道德挑战，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

　　重庆公学自然引起了军阀当局的不满，教学活动受到破坏阻挠，开课仅20余天便被迫停课。1923年春，萧楚女从重庆转赴万县，出任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任教后即对国文课教学进行改革，推广白话文写作和课文分析等新教学方式，还在学生中建立读书会，组织学生广泛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吴毅、吴逸僧（吴心俊）、朱泽淮（朱亚凡）、郑叔伦等知识青年，成为了万县地区最早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1923年6月萧楚女再次来到重庆，出任重庆女师国文教员和《新蜀报》主笔。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引导青年走向革命，萧楚女撰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揭露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罪行，还在《新蜀报》上开辟了“社会青年问答”专栏，专门解答青年们关注的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问题，引导青年认清所处的时代环境，该专栏被推崇为最好、最难得的“开路先锋”。

　　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此时也纷纷来到重庆。

　　1921年底，陈毅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后来到重庆，发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被迫归国后宣言”，控诉法国和中国军阀政府勾结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罪行。

　　此后两年，陈毅两度接受《新蜀报》社长沈与白和好友周钦岳的邀请，出任《新蜀报》主笔。此间，他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导致政治腐败、经济残败、社会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常常在《新蜀报》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军阀混战的恶行和社会的黑暗，同时还和萧楚女、周钦岳一道，撰写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鞭笞社会时弊的檄文。

　　1924年间，张闻天也一度活跃在重庆，他在川东师范任教期间，指导进步学生创办了《南鸿》周刊，开垦出一块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园地，此外，张闻天还与萧楚女共同为重庆团地委机关报《爝光》周刊撰文，用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腐败的军阀制度，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

    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　擎起红色大旗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思潮竞相出现。无政府工读主义、实用主义、杜威实验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有信奉者，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较深。

　　据史料记载，当时《人声》社就是重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虽认为“资本制度是吸民血肉的刑具”、“资本家是社会之敌”，却主张以推翻政府的方式来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无政府的人民自治。个别青年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则提倡工学主义，企图寻找一条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

　　1923年12月，以曾琦、李璜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出版《先声周刊》，标榜国家主义。次年他们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又称“醒狮派”），出版多种书籍进行反共宣传。他们鼓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其实质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由于他们盗用五四运动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打着“国家”、“民族”旗号，因而欺骗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重庆省女二师和重庆联中就一度成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

　　这些思想向广大民众标榜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有意通过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来误导人民。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激烈论战就此展开。

　　为贯彻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争取受国家主义派蒙骗的青年学生，萧楚女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既从理论上驳斥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又从事实上揭露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国民革命的罪行。他还于1925年10月编写出版《在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针对国家主义派《醒狮周报》中所宣扬的各种言论进行了逐一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