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著述

　　在入狱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目前仅存13篇，共13万多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遗墨中，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他认为，要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

　　4月20日，方志敏撰就约五千余字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这是写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总结了闽浙赣苏区几年斗争的经验教训，共有八点。

　　在这封“致同志书”中，记载了方志敏对路线、肃反、策反和革命工作的诸多思考。这些真知灼见如果能够早些被同志们收到，或许能够在此后的革命中少走不少弯路。但可惜的是，这封信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明昭天日。

　　方志敏认为，闽浙赣苏区之所以在1931年至1933年相当顺利的环境下却没有得到发展，“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护主义”，为此，他希望同志们“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做红军工作”，“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的站在群众前面”。

　　对于苏区一度出现的肃反，方志敏痛定思痛地反思：“错放一个反革命分子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今后要反对“过分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视党和苏维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对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怀疑”。

　　总结既有的教训，方志敏分析，“理论与实践之不相联系”是最大的问题，要“将目前发生各种实际问题拿来与党的理论、党的决议联系起来说明和解释，这样来提高同志的能力”。

　　信中最后深情嘱托，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后，“斗争条件将更加艰苦”，“大家都要咬紧牙关，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发扬布尔塞维克最高的积极性、顽强性、坚持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

　　在敌人反复劝降时，劝降者都承认方志敏是一个革命者，但指责他只顾工农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方志敏回答说：“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为此，方志敏写下了一万六千余字的《可爱的中国》：

　　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即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可爱的中国》并没有像其他狱中作品那样着眼于革命工作。这篇作品得以流芳，是因为字里行间，满溢着一名革命者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在这样细腻而温柔的文字面前，相信没有几个人不被感动——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手稿出狱

　　据胡逸民回忆，1935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同监狱的乔信明也在回忆中提到“蒋介石曾和他的私人秘书来和志敏同志谈判”。事后，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他对蒋介石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快下命令吧！”

　　当时，日军铁蹄已践踏中华河山，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招致民声沸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外寇当前，国民党当局却对能文能武的方志敏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绝密令。

　　国民党当局原定的行刑日期是8月31日，但当时要求释放方志敏的呼声强烈，国内外许多民主人士多方奔走，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发出外交照会，以“方志敏借了上海苏联商会的巨款须要结算”为由，要求将方志敏交给苏方处理。重重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决定秘密提前行刑。

　　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秘密带到南昌市下沙窝杀害。

　　解放后，党中央交给江西省一个任务，一定要找到方志敏的遗骨。经多方寻找，江西省找到了一个目睹了行刑过程的照相师傅。据他回忆，敌人怕方志敏喊口号，闹出动静，从牢房里带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嘴里塞了毛巾。

　　得知噩耗，胡逸民把方志敏的手稿秘密地绑在床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方志敏的遗愿。不久后，胡逸民托于右任说情得以出狱，把方志敏的手稿也秘密带出。

　　记者调查发现，胡逸民并不是方志敏手稿的惟一传递人，他的名篇《清贫》就是由一位时年19岁的女青年送到党组织手里的。

　　进入1935年夏天，方志敏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手稿。虽然胡逸民已经一口答应帮他传递稿件，但他觉得还是多找几个渠道保险。

　　在中学学过唐弢的《同志的信任》这篇课文的人一定记得，一位女青年拿着方志敏的手稿秘密交给鲁迅先生，后来鲁迅又辗转把它交给了中共党组织。记者调查发现，《同志的信任》虽然写得曲折感人，但与事实大相径庭。文中那位不知名的女青年确有其人，不过方志敏的手稿却没送到鲁迅手中。

　　“我怎么也没想到，《同志的信任》里面说的女青年，竟然会是我妈妈！”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魏中祁对记者谈起这段往事时，难掩惊讶。

　　1959年，正在读大学的魏中祁看到缪敏给母亲程全昭的来信。“方志敏的妻子怎么会给我妈妈写信？”魏中祁再三追问下，母亲才道出实情。原来，1935年，19岁的程全昭竟然从杭州偷偷前往南昌，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方志敏传递过手稿。

　　魏中祁告诉记者，那时程全昭与高家骏是一对情侣，可因门第悬殊，程全昭的父亲不同意二人交往。高家骏一气之下从杭州跑到南昌绥靖公署当差。1935年暑假，高家骏从南昌给程全昭汇来20元钱，让她火速赶到南昌，有事相商。虽然从没出过远门，但凭着对高家骏的爱慕，程全昭背着家人来到了南昌。

　　一见面，高家骏对程全昭说，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助共产党的领导人方志敏传递文稿。程全昭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害怕，就爽快地答应了。

　　高家骏交给程全昭一包东西和3封信，让她到上海，把信分别交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

　　程全昭带着手稿和信来到上海，住到白克路宝隆医院的同学那里。第二天，她先来到宋庆龄家，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对她说，宋庆龄到庐山避暑去了。程全昭估计见宋庆龄不那么容易，又按照地址找到内山书店。店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她是来找鲁迅的，说：“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转告吧！”

　　“我妈妈看那人也蛮老实的，就把信和纸包交给了他。”魏中祁说，“那时候她年纪小，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的方法。”

　　送出纸包后，程全昭又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听她说明来意后，李公朴有点儿迟疑。程全昭记得，他夸张地捋了一下头发说：“哦！有这么一回事。我不认识这人，信放在我这儿看吧！”

　　当天晚上，一个穿着入时的少妇找到程全昭，对她说：“你来上海送信，已经有人知道了。你得赶快离开，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

　　本来程全昭跟高家骏说好要在上海等回音，再回南昌报信。听了少妇的话，她有些紧张，就偷偷回到了杭州。后来，程全昭才知道来报信的少妇是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

　　回家后，禁不住再三追问，程全昭把替方志敏传递手稿的事情说了。“家里人吓坏了，这是要掉脑袋的呀！从此，我外公就把我妈妈关起来，不准出门了。”魏中祁说。

　　在南昌等回音的高家骏此时心急如焚。他跟方志敏商量，带着一批手稿亲自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而他刚到上海，就听到了方志敏被害的消息。遗憾的是，方志敏托他带出的手稿也在一次家中失火时烧掉了。

　　那么，方志敏托胡逸民传递出的手稿有没有送到党组织手中呢？胡逸民回忆，方志敏牺牲前，交给他一大包手稿，让他到上海四川路交给鲁迅先生，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可是，当他带着手稿到上海找鲁迅时，先生已经逝世了。说来也巧，方志敏的手稿又曲折转交到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处。

　　1978年，胡子婴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是(1936年)11月18日得到文件，11月23日凌晨二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三弟章郁庵(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据资料显示，后来宋庆龄把手稿转交给冯雪峰，又由冯雪峰转交给化名小K的潘汉年。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方志敏手稿上，还写着小K的字样。

　　解放前，这批手稿一直保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1951年才由上海出版公司公开出版。

　　(本版照片由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提供。感谢乔泰阳、刘勉钰、唐志全、张江生等先生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