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到1935年期间，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均已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早在1933年底1934年初，张志乐就着手起草对朝鲜革命及其面临的任务的长篇分析。1936年5月，他抵达上海，参加了筹备成立朝鲜民族解放联盟的工作，并当选为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为贯彻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精神，他们决定发动尽可能广泛的群众运动，组成一个反法西斯的共同阵线。1936年8月，作为朝鲜民族解放联盟和朝鲜共产党人推举的赴中国西北苏区代表，张志乐只身前往陕北。他也是继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之后，第二个穿越封锁线抵达西北苏区的外国人。

　　到延安后，除履行朝鲜民族解放联盟交给他的任务外，张志乐被安排在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任教员，主讲物理、数学和日文课程。工作之余，他经常到延安图书馆去借书，并结识了刚到延安不久的斯诺前妻尼姆·威尔士。

　　也许是承载着过多的压力，在尼姆·威尔士的眼里，张志乐是她当时“在延安遇到的唯一不快乐的人”。据尼姆·威尔士的描述，张志乐身材高大、仪态非凡，一张瘦削而富于表情的脸上，有着智慧而明亮的目光。随着了解的深入，尼姆·威尔士这样描述张志乐：“他是这样一个人：在大悲剧的炽热中锻造成型，这些大悲剧构成了朝鲜和中国的近代史。也是这样一个人：从炼狱中出来，不仅在意志和决心方面锤炼得像一副钢铸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富有感情和良知的人。”

　　尼姆·威尔士很敬佩张志乐勤奋好学的精神，更从他不凡的气质背后感觉到他不平凡的经历。据说，她曾翻阅延安图书馆借书登记，发现张志乐是借书最多的人。于是，尼姆·威尔士把采访计划做了相应调整，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外，张志乐也成为重点采访对象。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先后交谈了17次，张志乐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这些访谈被记满了7个记录本。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张志乐看到了实现自己满怀壮志的机会。他提出要去中国东北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突然以“托派”、“日本间谍”的罪名对他进行了立案审查，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下令将张志乐秘密处决，这也是康生在延安制造的第一起冤案。

　　1941年，署名为金山、尼姆·威尔士合著的《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造反者的生平》（中译本名为《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在美国纽约出版。其后，这本书又被译成日文、朝鲜文和中文出版。尽管此时张志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本用他最喜欢的朝鲜民歌作书名的作品，却将他屡遭失败而不屈服的革命故事，他的思想和经历，他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传递了出去。

　　在这本可以看做是传记文学的作品中，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是一连串的失败，而我的祖国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我获得的唯一胜利是战胜了自我。可是，这个小小的胜利足以使我满怀信心继续前进。……我的经历没有毁了我，而是坚定了我。我不再抱什么幻想，可是，我对人、对人创造历史的能力没有失去信心。”

　　1983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张明同志的平反结论》。结论指出：“张明同志被杀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起冤案，应予平反。张明同志对党忠诚，对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他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其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