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辉同志是老红军、老延安、老八路，是1956年7月中共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任省长（1979年12月的云南省第五届人民政府省长），也是1983年4月云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的逝世，令人悲痛。

　　一、三过草地意志坚

　　明辉同志生前，多次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他曾三次走过草地，没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坚强的意志，是难以做到的。

　　一过草地。当时明辉同志是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团特派员。红五军团随左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上。那是1935年8月，明辉同志在写回忆录时说起过松潘的情景，“我们十分艰难地走在草地上，不少地方全靠我们手拉着手，彼此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行。没有粮食吃，就挖野菜，吃草根，甚至把皮带和干牛皮泡发后煮了吃。草地上的干牛粪算是好东西了。捡到干牛粪后，我们就用它来生火，取暖御寒。许多战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却被这里草地的恶劣环境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六七天艰苦行军，8月中下旬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左路军中的红一、四方面军部分部队交流对调，明辉同志被调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治部任保卫科长，后任团特派员、师特派员等职。

　　二过草地。这回是因张国焘在阿坝公开了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提出“打回四川去，打回天全、芦山、雅安坝子吃大米去！”左路军又从阿坝南下，第二次过草地。明辉同志回忆说：“第一次走过草地，离开那极为恶劣的环境时，我们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再见了雪山草地，今后但愿不再见到你！’不料两个月后，我们又一次走近了死神。”“快到夹金山的时候，吹响了休息号，战士们就地休息，我也坐在一块石板上休息。10分钟后，前进号一吹，大家忙背上东西起身。我身边一个战士站起来时，背包上的手榴弹（也叫山瓜，两头尖、中间大）松了，掉到石板上就爆炸了。刚好这时我已经站起来，只听‘哐’的一声，我被炸出七八米远，穿在身上的棉衣背后烧着了一大块，人也被震昏过去。清醒过来后一看，幸好炸弹质量不好，弹片全部炸在棉花里。好险啊！二过草地的生死考验刚刚过去，我又一次死里逃生。”有人说，人到暮年，近期记忆不行，远期记忆却很鲜明。明辉同志自2010年春节以后，有时清醒，有时模糊，偶尔对很熟悉的人也会叫错名字，但对三过草地却记得清清楚楚，直到临终前数日，说到过草地时一枚手榴弹在他身后爆炸，他还兴奋地说，“是炸弹”，并用手比划，棉衣后背上炸了一个大窟窿，他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很远，但却安然无恙。

　　三过草地。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连续作战、死伤过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失败后，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明辉同志随红三十一军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经甘孜，走阿坝，过草地。明辉同志说：“我不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我还三过雪山草地，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认识到红军团结一致的重要。从此，我更加坚定了跟党走，跟毛主席走，中国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

　　在回忆抗日战争时，明辉同志给同志们谈起了突破日军“铁壁合围”的经历。他时任冀南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长。日军采取“囚笼政策”，“出门走公路，抬头见岗楼”，日军对冀南军区搞了三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明辉同志说：“平原上枪林弹雨，沙土飞扬。我骑着一匹枣红马，和政治部、供给部、民运部等部门29位骑马的同志，在道沟里跟着骑兵团奋力向西突围。我和供给部政委赖勤合着战马奔跑的节奏高声喊道：‘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带领战友冲锋，随时准备牺牲。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弥漫在空中的灰尘少了，枪声稀疏了，也看见天色了，我们才知道已冲出了包围圈。”

　　在明辉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上午，在他生前居住的省委宿舍院内，我看到了省出版局原副局长李登瀛同志。李登瀛同志已经80多岁了，在明辉同志灵堂吊唁后，正缓慢地从台阶上走下来，心情沉重。我上前握着他的手，想起了他向我说起明辉同志救过他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明辉同志任冀东南行政公署公安处长时，李登瀛是十几岁的小青年，因受诬陷被抓起来要枪毙。案子送到公安处，明辉同志看了材料十分怀疑：“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是儿童团团长，能搞啥反动活动？证据材料疑点很多，不足为信。”就放了他，把他安排到公安处做油印、刻蜡版的工作。李登瀛同志每当谈起此事，就为之动容，对明辉同志认真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感慨不已；联想到明辉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刀阔斧地抓落实政策的情景，联想到他负责公检法工作时认真严谨的工作精神，我也很受教育和启发。

　　二、重庆治乱事难忘

　　进军西南，出任重庆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检察长，是明辉同志人生中的一大亮点。现在不少电视剧取材于此。有一年我到重庆开会，走至解放碑时，凑巧看到重庆市及公安局的领导陪同他旧地重游，重庆的同志对明辉同志十分敬重的情景，令人难忘。

　　解放初的重庆，特务组织机构林立，中统、军统分别制定了应变计划，从台湾派遣来的军统少将李修凯专门负责布置潜伏；从台湾派来“技术总队”图谋对首脑机关、重要集会场所和电厂等重要单位实施爆破计划。这些在《雾都枪声》《猎鹰》等电视剧中都有所描述。重庆的同志还向我讲述过明辉同志重庆治乱的故事。1949年12月1日一到重庆，明辉同志就乘车到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白市驿机场调研，亲自到磁器口、渣滓洞监狱凭吊惨遭杀害的死难烈士，广泛收集敌特的各种文件、证词，组织专人调阅研究。根据军管会的统一部署，建立接管组织，整顿社会治安。贯彻中央的镇反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和专业队伍结合，摧毁了密谋组织武装暴动的一批反革命集团。通过群众揭发，抓获了军统骨干分子，并顺藤摸瓜在泸州抓获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在渣滓洞残酷迫害江姐等无数革命烈士的刽子手“猫头鹰”徐贵林被捕后，曾伪造供词，隐瞒身份，后经脱险同志相继到监狱辨认，才验明他就是《红岩》一书中描写的刽子手“猫头鹰”，经市委批准，他受到了人民的制裁。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通过全体干警的艰苦努力，重庆市由乱到治，呈现出安定的社会环境。1951年春节，中共中央西南局春节团拜会上，邓小平同志向参加团拜会的同志逐一敬酒时，肯定了明辉同志“把乱糟糟的重庆治理得很不错”。

　　三、化解矛盾见实效

　　明辉同志一贯轻车简从，常到街上走，到干部家中走，到省级各单位办公室、职工宿舍察看，还经常到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干部，从中获得了不少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材料。1979年12月，他出任云南省省长后，亲自到五华山各处走访。那时山上很乱，到处建有猪圈，道路不通，他亲自抓整顿秩序，打通道路，拆除猪圈，绿化美化环境。他绕着翠湖边走，发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单位乱建乱盖，把路阻断了，就下令拆除违章建筑，抓城市绿化。他到红河县调研，住下来后，听到有人吵架，声音很大，就走过去了解，了解到是群众因水的分配发生争吵，当即决定由省政府拨款50万元，引来清泉，解决了群众吃水的困难。这事是前几年我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在红河考察时才听红河县志办的同志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