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归俘洪朝林

　　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洪朝林，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

　　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洪朝林先是被拉去“听讲耶稣”，而后又有美军心理战部队、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合志愿军叛徒，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在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和双臂等处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也未曾幸免。

　　1953年8月，作为6000多名被遗返战俘之一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回到了国内，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在这里，洪朝林开始整天“乱跑乱闹”，在理发馆理了发不给钱，嫌弃鞋小穿不进去乱发脾气，还在牛奶碗里小便。

　　院方最初怀疑洪朝林是“胡说装疯”，理由是“初入院不说话，有一次打麻药痛得受不了就开口了”。

　　“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履历，使得洪朝林在此后的4年间，经历了至少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留下了30多页文字材料。包括浙江与辽宁方面的往来协查公函、组织上对洪朝林的审查记录，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档案袋，最后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至少证明，洪朝林在1957年后在这里休养过，甚至可能是终老。

　　浙江中部浦江县潘宅镇洪田畈，一个仅有一条机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

　　洪朝林这个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于我们道明来意后，和他年纪相仿的邻居洪才水也大感惊诧。

　　“他们一家人已经死绝了。”洪才水说，洪朝林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绝大多数乡亲一样，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学勉强识字后，就辍学回家了。他家出身中农，有几亩水田。如无意外，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然后盼个儿孙满堂，顺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结局。

　　只是，大时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里改变：母亲渐渐远去的哭喊声中，19岁的洪朝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两年零三个月后，洪朝林以国民党军93军“解放官兵”的身份，在辽西会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0军，然后跟随四野大部队南下，从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洪才水说，1950年代，洪朝林曾经回到过老家一趟。那时，洪朝林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有时神经兮兮的，有时又很正常。”洪才水说，洪朝林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原因是“病情时好时坏，痛苦难耐”，据说“又回部队治病了”。他已记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确切时间，也从来不知道洪朝林参加过朝鲜战争。

　　那以后，洪朝林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亲情知“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无奈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今，洪家养子也已到垂暮之年，卖掉了洪家祖宅后，住进了浦江县敬老院。

　　“他家收干儿子、卖房的契约都是我执笔的。”洪才水说。

　　两天后，马琼芳向记者发来短信：确认洪朝林已于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胆小怯生”的学生兵

　　在湖州三院里保存着档案的志愿军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马玉堂这样的“国民党被解放官兵”并非个案，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方面强抓壮丁入伍的农民。

　　并且，无论有没有旧军人经历，这批病人中绝大多数军龄不超过5年，除去发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养的2-3年，正常服兵役时间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Rache比较了新兵与老兵、未受过军训者与受过军训者、普通部队与精锐部队的“战争应激反应”情况后，证实前者发病率均比后者高。

　　另一个可佐证该项论断的事实是，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学生兵”吴曾规，1950年参军，服役于志愿军第26军。从此与家人音信断绝。

　　这支部队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略晚于洪朝林所在的40军，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在姐姐吴玉华眼里，吴曾规是一个“胆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动报名参军去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吴玉华认为，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

　　吴玉华也谈到，当时母亲很担心，觉得吴曾规完全不适合上战场。但“看看到处都在宣传参军报名”，又想想儿子也是“为国效力，参军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战争结束，吴家仍然没有吴曾规的音讯。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吴曾规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里。

　　于是，吴玉华在1956年去信查询。院方回复“请来院当面确认”。

　　“他恍恍惚惚抬起头，迟疑了片刻，叫了声姐姐”。吴玉华悲喜交加，欣慰弟弟总算还认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脑子也震坏了”，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只好转回浙江。

　　这一面，成为吴玉华和弟弟的诀别。

　　两年后，久病不愈的吴曾规病故于湖州三院，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与吴曾规情况大体相似。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

　　遗忘与关爱

　　从吴玉华找到弟弟，到弟弟去世的两年时间，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少，又要工作养家”，即便是“和弟弟感情最好”的吴玉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弟弟。

　　和亲友断绝了联系，几乎是这群志愿军精神病人的常态。

　　常年照顾胡久昌的护工徐成役说，上一次有老兵家属来医院，还是几年前一位老兵去世时。“在医院十几年，我就没看到过有谁的家属来探望的。”

　　不过，在垂暮之年，湖州三院里的老兵们得到了一份迟来的关爱。近年来，湖州地方政府为在世的老兵承担了每人每年40万人民币的全部生活、医疗开销。马琼芳说，十年来，湖州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会在春节及建军节时来看望老兵们两次。

　　只是，无论多少拨款支持，或是领导多关爱，都改变不了老兵们的结局，他们终将在混沌中，带着寂寥和孤独，长眠于3公里外碧浪湖畔的湖州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