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泽东、党中央迁入西柏坡，在这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时刻，其时职务已是师级干部的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要求下到第一线作战团里任职，毅然奔赴解放战争第一线。临离中央机关前，周恩来与父亲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鼓励他到部队要努力学习。父亲是放牛娃出身，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化，但他记性好，悟性高，平时抓紧时间看各类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遇事也总是虚心地向内行人士请教，于是，他很快就适应了野战部队的环境，率部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捷报不断。

　　护卫不再　情深依旧

　　父亲离开中央机关后与周恩来的联系仍然没有中断，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份情意也愈加真醇。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担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后来还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等职，每次去北京开会父亲都会到周恩来家里看望他和邓颖超。

　　1948年济南战役胜利后，时任济南市电力局人事科长的我母亲孟瑜带着我的哥哥、姐姐随军进入济南，恰巧邓妈妈（颖超）也到了济南。她见我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军作战，十分不便，就提出把孩子交给她代管，让母亲安心地随部队工作。就这样，我的哥哥小虎（龙桂辉），姐姐小瑜（龙铮）被邓颖超带到北京、住在周恩来家中，后来大哥小虎又寄在了朱德总司令家中，而我大姐一直由邓妈妈托管到上了高中，才搬出了西花厅。

　　大哥小虎也是在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身边长大的。他在北京上学，平时住校，星期天就到周恩来和朱德家中，这样一直到参加工作。小小年纪就随队行军的大哥是我们家孩子里吃苦最多、见识最广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地质部工作。已是国家干部了，但父亲对哥哥的要求仍然非常严格。1960年周恩来针对全党高级干部有一个讲话，大意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不要学清朝的八旗子弟，要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学习。为响应这一号召，父亲亲自送我大哥到部队当兵，并从档案中抽出了干部履历表，让他从连队列兵做起。大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直干得很出色，第一年就评为“五好战士”。为此，解放军报有记者欲采写一篇题为《将军的儿子》的报道，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后来师部要调军政兼优的大哥到师部任参谋，也被父亲以“多在连队锻炼”为由阻拦了。在父亲的要求和影响下，哥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校培训后被提升为少尉排长。他还专程去北京看望一直关心自己的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他们对哥哥从军期间的表现都大加赞赏。

　　同样经历过年少随军之苦的大姐，十几年未和母亲谋面，寄宿在周恩来家中。1960年，父亲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时，为了表示敬意，曾做了两只樟木箱托人带到北京，交给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代为转交。尽管周恩来有不准办公室接受任何人礼品的严格规定，但考虑到父亲是跟随总理多年的同志，童小鹏也就收下了。然而报告此事后，童小鹏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并坚持要其将两只木箱退回。这样两只樟木箱又托运回了福州。

　　邓颖超对父亲说:“许多国际友人送给总理的礼物，都分类登记，全部上交公家”，并以此要求父亲不要送东西。在父亲眼里，周恩来是导师、领袖、上级和兄长，他对周恩来充满了崇敬之情，在他面前也敢于直言。父亲还曾撰写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回忆了11年来随卫周恩来同志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对周恩来的深深敬意。周恩来则十分欣赏父亲忠厚耿直、勇敢机智的性格特点。父亲和周恩来情深意重，正如邓颖超曾对我大姐说的，“我们和你父母虽然没有亲缘关系，我们是同志关系，但是我们的感情要胜过那些亲戚，因为这是阶级感情。”

　　动乱年代　总理的保护

　　曾经保卫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安全的“老虎”护卫，在“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却无法自卫，相反，父亲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才幸免于难。

　　由于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老战士，父亲自然成为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眼中钉，成为审查的重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3月福州军区搞了一个“清队学习班”，关了近200名师以上干部。其名虽为学习班，实质上却是按照“文革”中对付“走资派”的斗争模式开展的一次要求参训干部交待历史问题的清队审查。父亲于3月初被突然押进了学习班，审查的重点问题是要他交待在国统区工作的问题。在审查人员给父亲定的四条罪状中，主要的一条竟是诬陷父亲在1941年“宝鸡事件”中被俘叛变！父亲怎么也没想到，事隔近30年，曾被总理表扬为“对敌斗争有理有节，有胆有识”，在重庆办事处整风中评价为“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顽强、勇敢”的自己，在这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要交待当年被国民党扣押“自首叛变”的问题。

　　无休止的审讯中，学习班搞逼、供、信和车轮战术，许多同志一夜之间，生出满头白发，精神失常。形势一天天严峻，“学习”也遥遥无期，父亲龙飞虎在逆境中挥笔作诗，在学习班中流传甚广——“武夷山下摆战场，不分敌我乱开枪；轮番轰炸又扫射，不知敌人在何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何须惧怕鬼叫门。”父亲是不会屈服的，他可是摧不垮的“老虎”啊！然而，等待父亲的命运凶多吉少。自从父亲去学习班后，电话不许打，信也不能写，无法与外界联系，连换洗的衣服也不让送，母亲每天心急如焚。当时，福州军区的干部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清队学习班”，颇有微词。只是碍于当时的形势，无人敢当面表示不同意见。但私下里许多同志都认为这种审查实际上是打击和迫害党和军队的老干部。在这些有正义感的同志们支持下，母亲坚定了去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的决心。在去北京之前，母亲也多次犹豫过，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肩挑重担，要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精疲力竭，母亲实在是不忍心打扰总理。可是，父亲在国统区的工作是组织的派遣啊，他随周恩来同志工作的11年，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他！

　　在等待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母亲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到北京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母亲就住在老战友家等待机会。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根本无法休息，母亲也无法见到总理。母亲只好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到学习班搞“逼、供、信”，用“车轮战术”审查干部，并提到他们审查父亲在国统区工作的“严重问题”。这封信由我大姐龙铮转送至总理。

　　周恩来总理看了信后，马上写了一个批条给福州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他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问题，不能推向对立面去。并说:“龙飞虎同志我了解他，他在国统区所做工作均受我指派，他在历史上没有问题，历次审查是清楚的，现在也没有问题。”并对当时负责军委工作的有关人员提出，龙飞虎同志在“宝鸡事件”中是有功的，与国民党斗争是坚决的，并对福州军区审查干部的作法提出了疑问。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龙飞虎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同志，终于结束了被审查的日子，学习班不得不草草收兵。当母亲从北京返回福州时，父亲已回到家中。短短3个多月，他头发已大部分都变白了，如不是周总理及时地保护这一大批干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回忆这段往事时，母亲万分感慨，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是周恩来同志维护了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国家留住了人才、积蓄了力量。

　　坚持悼念 护送最后一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举国悲恸。当时正在延安带领福州军区参观考察的父亲闻知噩耗，悲痛不已。据同行的同志们回忆，那几天他饭也不想吃，觉也睡不好，整天忙着往北京打电话。因“四人帮”干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央文革”明令外地各级干部不得进京参加悼念活动。父亲只能打电话找老战友们述说苦衷，寻求办法。时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的李金德叔叔是父亲的老战友，也主管周恩来的悼念活动，他对父亲说:“老虎，你一定要来北京，别人不来可以，你一定得来”，“小虎在总理身边长大，也要来。”父亲连忙往福州打电话跟皮定钧司令员报告要去北京参加追悼会，皮司令为难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同意外地干部进京啊！”父亲说:“不行！我一定得去！”父亲如此坚决，皮司令只得同意了。我母亲和大哥先期飞往北京，在机场迎接父亲的到来。

　　大哥回忆，父亲下飞机后，一见到李金德叔叔，禁不住老泪纵横，两位曾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在寒风中紧握双手，无语凝噎，泪眼相向，在沉默和悲痛中表达着心中无限的伤感和愤懣。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名额十分有限，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夫妇都因此未能进入大会堂，可我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在李金德叔叔的安排下都收到了参加悼念活动的请贴，参加了追悼会。当年的“老虎”护卫，再一次伫立在周恩来的身边，尽心护送他最后一程……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父亲等老一辈革命者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坚持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老一代革命者虽已远逝，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的革命精神将薪火相传，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