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爸爸的人格》一文中，儿子回忆到，“文革”中由于“态度恶劣”爸爸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但他坚持真理、拒不低头。儿子要替他写“检查”，他说：“你不了解真实的历史，没有资格写。”有个孩子说：“现在谁讲真话谁倒霉，随便写点东西糊弄造反派算了。”他把眼一瞪：“不敢讲真话，算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讲真话”。“大跃进”年代，有人说上海市经济发展指标要达到多少多少，他就问能达到这么高吗？有一次，某个局负责人在市政建设汇报中报的数字很高，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数字不实，并教育这名干部以后不要弄虚作假。在“放卫星”的特殊年代里，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1950年5月，他在任苏州区专员时，有一次常熟的一个乡在召开农代会时抓住两个小偷，一名青年干部强令把小偷的眉毛剃掉，并在身上贴上“贼”字游街示众。李干成同志得知后立即指示要严肃组织纪律，及时制止了这种行为。他说，小偷犯法可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剃眉毛、贴“贼”字游街有辱人格，是违反政策的，要坚决纠正。纵观他的一生，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处理各种问题时，时时处处都把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放在重要位置，坚决与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违背群众基本权益、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现象作斗争。

　　1956年，根据中央防止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指示和上海市人大会议“关于发展浦东、兴建黄浦江越江隧道的提案”精神，市政建设办公室提交了《上海市地下铁道初步规划》，立刻引起激烈争议，焦点是上海属于典型的松软地层，地铁不可能搞得起来。李干成同志力排众议：“修建地铁不仅是为了战时防止空袭，更是为了解决上海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这一富有远见的提议深得市委大多数领导赞同。在隧道建设中，他还组织技术人员赴荷兰、比利时实地考察，鼓励“拿来主义”，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如今，黄浦江越江隧道的开通、地下交通网络的建立，为浦东开发乃至整个上海市的发展都奠定了良好基础，充分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是何等正确。

　　坦荡做人　踏实做事

　　李干成同志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他曾说：“一个领导者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拥有多么大的权力、多么显赫的地位、多么富裕的财产，而在于以德行政，律己育人，在于当好社会公仆。”

　　他不以领导自居，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一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夫人吕继英见儿子从山沟回上海吃饭狼吞虎咽，一小碗饭几口就见了底，很心疼，就想方设法让儿子多吃一点。他严肃地说：“现在每个人都按定量吃饭，你也只能如此，不然就侵犯了别人的利益。”他从点滴之处严格要求子女，防微杜渐，经常提醒不能在思想上有干部子女的任何优越感。为此孩子们竭力争辩自己比普通老百姓还艰苦朴素，他笑着说：“不特殊，应该嘛，要记住，你们就是普通老百姓。”

　　1952年，常州发起挖掘稻根、根治螟害运动，部分农村工作队作风粗暴，采取了强迫手段，对不肯挖掘稻根的群众以开批斗会相威胁，甚至强行牵走耕牛、拿走犁耙、破坏已经种下的小麦，导致出现个别群众自杀事件。时任常州地委副书记的李干成立即指示停止这种粗暴行为，并亲自带队到田间地头安抚群众。随后，召开会议要求工作队注意工作方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他亲自举实例、细算账，引导群众自愿挖掘稻根，根治了螟害。

　　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群众来信。他说：“对群众来信所提的意见，应该认真对待，不然，人家以后就没有这种积极性了。” 1978年7月，湖南街道电子设备工场附近居民联名写信给李干成，要求派人调查该工场的“三废”污染问题，他看到信立即批示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解决。在他的重视和督促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了妥善解决。

　　李干成同志心里始终装着人才、想着下属。1956年，按照中央要求，上海市委部署各单位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工作。他建议发展市政规划处的老专家程世抚，一些党员认为程出身不好，不能入党。李干成同志开导他们“程世抚出身官僚家庭，但技术上是老专家；政治上，解放后坚决跟党走，党有什么号召，他总是积极响应；工作上，他勤勤恳恳”。最后，程世抚被发展入党，为上海市政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待下属，他尽量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帮助。上海专用电话局维修工宋建丰快30岁了，结婚多年没有房子，李干成同志得知后，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给他解决了实际困难。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在岁月的流淌中折射出一个人的高尚与卑微。李干成同志以他的坚贞信念和恒久忠诚给我们党增添了无限光彩，以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给一个时代增添了无限光辉，以他的孜孜追求和不懈奋斗给一个民族增添了无限力量。在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每位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这样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