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工农运动

    1929年3月，王步文调任中共巡视员，只身到桐城、庐江一带巡视工作。到桐城后，即在城关汪家试馆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桐城临时县委。在王步文的领导下，桐城县临委认真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并把“六大”文件翻印发到各党支部讨论，还在党员训练班内宣讲。与此同时，王步文还总结了“潜山暴动”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指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在王步文的直接领导下，桐城县出现了工农运动的高潮，城关裁缝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农民协会也掀起了反对豪绅地主“自卫团”的斗争，迫使“自卫团”不敢随便向农民征收团捐，也不敢乱捕农民群众。党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到9月，在桐城县委以下，成立了两个区委，11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62人，县委还举办了4所农民夜校，有300多农民入校学习。
    王步文在桐城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忘我地工作。他深入农村，成了农民的亲密朋友，到庐南七里桥地区开展工作时，就住在一个吴姓贫农家的一间破茅屋里，吴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青黄不接时，就吃糠菜糊。他还帮助这家房东挑水打柴，一起到田里干活。由于他能同农民打成一片，大家都把他当成知心人，遇到困难都愿和他商量。因此很快就建立了七里桥区委，巩固了农民协会，开展了抗租抗息斗争。
    1929年夏，中央为加强皖西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派王步文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六安、霍山等县巡视工作，然后参加了六安县（包括霍山县）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霍邱、寿县、英山、合肥等县党组织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王步文还特邀潜山县委负责人王效亭列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皖西地区的武装暴动问题。通过这次会议，皖西各地的革命斗争得到了迅速发展。9月，王步文代理六安中心县委书记。
    不久，王步文调往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担任教导工作。王步文在闹市区租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以开办“商行”的名义作掩护。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培训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这一艰苦任务。还抓紧时间整理出版了《社会运动辞典》一书。
    1930年4月底，王步文奉调再往宣城地区考察。经过两周的巡视调查，他提出宣城党组织存在的问题，调整、充实了中共宣城县临委。
    1930年9月，中央又派王步文到芜湖工作。10月，在他主持下，在芜湖建立了中共皖南特委（又称“芜湖特委”），他担任特委书记。11月中旬，他为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芜湖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德、宣城、无为、巢县、繁昌、南陵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在三天的会议中，他检查和总结了皖南地区党的工作受“立三路线”的影响情况，结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就党的各项工作做出了决议，成为皖南各县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行动纲领。会后尽管环境恶劣，气候寒冷，他又患病在身，仍坚持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他爱人方启坤劝他休息，他却满怀深情地说：“启坤，你的关心和好意我领了，要知道，我身上挑着革命的重担呀！你想想，要把一个苦难的中国就成幸福的乐园。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啊！我个人辛苦一点算得了什么，为了祖国的解放，就是牺牲了又怎样呢！”这铿锵的话语，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一贯忠诚。

    碧血浇灌自由之花

    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王步文任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3月，任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有书记处、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交通处、印刷处。出版了机关报《安徽红旗》。
    王步文担任省委书记后，各项工作十分繁重。为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中枢，他在一个星期里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常委会，对全省工作进行了研究。在全省划定了4个中心县；红色区域以霍山为中心；白色区域以安庆、合肥、屯溪作中心，并先后做出了《皖西工作决议案》、《对芜湖工作的决定》、《党团互会工联妇委联席会议决议案》、《皖省士兵运动决议案》、《发展组织决议案》和《安庆工作决议案》等。同时，还向皖西、皖北和皖南等地区派出巡视员去指导工作。对芜湖市委进行了及时调整。正当安徽省各方面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1931年4月6日上午，由于叛徒何冰心（省委代理秘书长）、高翔的告密，王步文在芜湖柳春园楼上主持省委工作会议时，不幸与何昆容（又名霍锟镛）、刘文、赵信媛等一起被捕。4月19日，王步文等被押送安庆饮马塘监狱。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亲自出面找王步文谈话，并以高官厚禄相拉拢。王步文不为所动，指着陈调元骂道：“你看错人啦，我王步文虽然身陷囹圄，但有一腔正气，你们这些民族败类，人民的仇敌，只知鱼肉人民，苟且偷生，哪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你们不用演戏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我王步文是不会屈服的”。敌人诡计失败，恼羞成怒，施用各种酷刑副供，王步文心如铁石，紧贞不屈，抱着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决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他在狱中虽然受尽折磨，还以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前途勉励难友：“我们目前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正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正和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他还鼓励同狱的几个共产党员：“我为叛徒出卖，必须以为个革命家的身份对敌人进行斗争，并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你们是青年学生，身份没有暴露，完全可以一赖干净，争取无罪释放，继续为党战斗”。在接到上海明日书店出版《社会运动辞典》一书稿费后，他向爱人方启坤交代说：“当（党字谐音）用则用，家里少用，特别要帮助穷苦兄弟（即受难同志）解决困难”。4月底的一天，他和难友林凌生受审而归，当他知道林有开释的希望，随即写出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委托林转报党中央，内容是：一、中央对芜湖的关系要变动，因张照明、何冰心在上海居留的时间很久，关系知道的很清，防备他们到上海破坏；二、中央对芜湖要停止文字通讯，避免朱华等新证据出现，增重他们的案情；三、芜湖的下层组织仍存在，请中央快把上层党组织建立起来；四、安庆狱中被难同志还达四五百人之多，……希望合肥方面向中央建议于可能范围内作精密的具体的计划，……将狱中的干部和全体被难同志救出……。
    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令敌人为之胆颤，敌人无奈，只得对王步文下毒手了。在临近前一小时，王步文从容地给爱人方启坤（当时化名复苏）写了一封信：“复苏爱妻：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他又从容挥毫写下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君子自风流”。
    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年仅33岁的王步文拖着镣铐走出牢门。临刑前，他声如惊雷，高呼口号，并向目送他的难友们高喊：“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敌人无可奈何，判了我死刑，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