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 ——这是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王步文的生前友好在他就义后写的一幅挽联。挽联概括了王步文一生的战斗历程，是对他的品质、志向、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少年壮志

    王步文，字传模，化名自平，又名朱华、王华。1898年1月15日出生于潜山县衙前区资福寺（今岳西县温泉镇资福村）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王培顺（字荣光）是清末一位从九品的基层小吏，不得志，回乡务农。母亲勤劳、俭朴，常年在田间操劳。祖母系侍女出身，粗识文字，经常向幼小的步文讲述梁山英雄打富济贫的故事，在步文心灵里逐渐产生反抗的幼芽。
    1904年，王步文开始在私塾就读。1917年春，考入衙前镇粹新高等小学。由于他读书用功，学识增进很快，得到教师和同学赞扬。不久，新文化劳动的春风吹进了这偏僻山村小学。王步文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视野随之开阔起来。课余时常和许多进步同学谈论时政，探索人生的真谛，给沉寂平静的粹新小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由于王步文表现出不凡的才干，他为首组织了“乐群会”，其宗旨是团结同学，砥砺学业，吸收新思想，讨论新问题。
    反动校长储凤山对进步学生控制很严，并在学生宿舍内搜查进步书刊。对此，王步文以极其愤怒的心情，在题名《为学》的作文中，慷慨陈词：“学生者，以学为业也。当今内祸不断，外侮接踵，国势日衰，民不聊生。有首是：‘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志士仁人，当怀大志，探民族之生存，求国家之再造，不惟我辈不贷之责，亦属新学育人之宗旨。阅读《新青年》，研讨新思想，我辈何罪之有？如一意阻塞视听，断人思路，学生者，所学何有也？”
    1918年来，学校当局擅自决定增收学杂费，王步文看到许多贫寒的学生将因此辍学，满腔激愤，带领“乐群会”的同学与校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校长被迫辞职。但王步文等几位为首的同学也因此被校方开除学籍。同年初冬，王步文来到省城安庆，考入六邑中学。
    安庆地处长江中游，上接湘鄂，下衔吴越，是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当时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安庆六邑中学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在此求学期间，他的生活虽然十分困难，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博览群书，特别是对一些进步书刊更是爱不释手，从中吸取精神营养。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人物高语罕等在安庆停留的日子里，曾与王步文彻夜长谈，使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从而树立了以改造社会为已任的志向。他在题为《中国今日大病之安在》的一篇作文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之后，明确地提出：“政治不良，从而革新之，社会不良，从而改造之”。必须“收回民权，推倒军阀”。他慷慨激昂地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民众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挽救危若卵石的中国”，并且表明自己坚忍不拔的决心：“予决不以一败而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而后已”。
   
    安徽青运先驱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安庆，王步文以兴奋的心情，奔走呼号，联络和组织安庆各校学生，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18日，他作为六邑中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开始全市罢课，举行示威游行。5月10日，安庆各校学生统一行动，实行总罢课，3000多名学生高呼口号，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省长公署时，王步文和周新民、方乐舟等6人，作为全市学生代表，向省长请愿，“要求以安徽省的名义电请北京政府誓保青岛，收回国权，立即释放北京被捕学生”，迫使省长接受了学生们的严正要求。5月18日，各校2500多名学生在安庆黄家操场集会，成立安庆学生联合会，王步文被选为委员。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会长。
    随着运动的发展，安庆学生联合会主动联络了安庆市商会会长程鸣銮，决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协商成立了“安庆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拟订清理和销毁日货的办法。同时成立“仇货检查所”和“救亡十人团”，负责检查日货。对日货的检查，先由学校和学生本身开始，再及学生家长的商店和一般商店。这一爱国行动，博得了各界人士的赞颂和支援。但也有少数奸商，如凤大成号而店老板凤景山不顾民族利益，暗中与日商联系，继续购进日货。王步文带领学生前去对他晓以大义，可是凤景山不但不听，居然还不知羞耻地说：“生意人以利为重，只要能赚到钱，管不了那么多”。甚至还辱骂学生。王步文和检查组的同学愤怒地在凤景山的马褂上写了“亡国奴”三个大字，并勒令凤景山必须交出所存的日货。在场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其他少数企图抗拒运动的奸商见此情景，都乖乖地交出了所藏的日货。接着，在安庆黄家操场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焚毁日货大会。
    1919年6月，王步文和蔡晓舟等创办《黎明》周报、《安徽学生周刊》和《洪流》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得出反对旧礼教和废除封建制度等主张。1920年，王步文还同余大化、杨兆成等在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宿舍里办起了秘密图书室，搜集和购买一些革命书刊，组织青年阅读，从而使《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唯物史观浅说》等书刊在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
    五四运动会，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4月，在蔡晓舟、刘著良的主持下，团结了一批愿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青年，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大会，王步文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这次会议中途被反动军警冲散，但参加这些会议的学联骨干，形成了领导核心。不久，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推动了安徽青年运动的发展。
    1921年6月2日，安庆学生和部分进步教师抗议安徽军阀倪道浪、马联甲削减教育经费以充军饷的行径，遭到反动军警警的血腥镇压，酿成“六二”惨案。省学联立即组织示威游行，声讨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同时致电全国争取支援，最后迫使反动当局将教育经费由70万增加到150万，并抚恤伤亡的学生。学联为纪念在“六二”惨案中牺牲的姜高琦、周肇基烈士，在安庆芜湖公园内建造了“血衣亭”。王步文为此亭题写了“醒皖第一声”的横匾，以缅怀死难烈士。接着，王步文和舒传贤等组织、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反对盐斤加价等一系列的斗争，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气焰。

    新的征程

    1922年3月，芜湖上千名黄包车工人，为反动警察当局增加牌照税和车行老板提高车租，举行全行业的罢工。这月的21日，王步文以省学联代表的身份赶到芜湖，督促芜湖学联的改选工作，并决议支持芜湖黄包车工人的罢工斗争。王步文和薛卓汉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芜湖各校进步学生参加了黄包车工人的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最后迫使警察当局减少了牌照税，取消了车行加租。这次斗争，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长了工人的志气。这在安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王步文在安庆以学联名义，联合工商各办，组织二七惨案后援会，积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并参与废督裁军运动，举行火炬游行，反对军阀政府镇压工人争自由、争人权的合法行动，把安徽的斗争与全国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同年10月，王步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曹锟贿当选上了“大总统”，王步文和省学联其他负责人一起动员各界人士数千人，高举“反曹锟贿选”的大旗，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率领学生捣毁了吹捧曹锟的《社刊》报社的“猪仔”议员何雯、张伯衍的住宅，有力地打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安徽的军阀奉曹锟的命令，要逮捕运动的领导人王步文、舒传贤、彭干臣、许继慎等30人，并发了通缉令。同志们劝王步文早日离开安庆。他却对大家说：“大家为我的安全担心，我脸上没有刻着王步文三个字。在这个时刻，我不能丢开工作不管呀！”他隐蔽在一个工人的家里，沉着处理完一切善后事宜，才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前往上海。
    1924年春，王步文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在此期间，他仍关心安徽的斗争形势，组织安徽学生驻沪办事处，开展革命活动，积极恢复安徽《黎明》周报、筹办科民夜校。为了筹集办报的资金，他把自己仅有的一套西服和结婚时的两只金戒指也奉献了出来。《黎明》周报的复刊，极大地鼓舞了在沪安徽流亡学生的斗志，揭露了军阀倪道浪、马联甲在安徽的残暴统治和祸国殃民的罪行，有力地配合了安徽的革命斗争。
    这期间，王步文与恽代英、邓中夏、刘华等一起在上海从事职工运动，主要活动在闸北、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区。他还亲自给夜校工人讲课，深入厂区和工人家庭，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向工人进行革命宣传，用具体事例向工人剖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为本阶段的使命而斗争。他还经常撰写编辑有关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暴嘴脸，鼓舞和声援广大工人、青年学生和市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4年冬，安徽军阀政府出于对青年的笼络，撤销通缉令。王步文从上海回到安庆，参加恢复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和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工作，并主持编写了《中国救国会章程草案》。同年12月，根据党的决议，他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此基础上，他在安庆具体筹划建立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三个区党部，十多个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员（左派）300多人。这批党员中的一些人如杨兆成、余良鳌等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

    在日本智斗群丑

    王步文等在安庆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安徽反当局的恐慌。1925年6月，安徽省政府为了缓和矛盾，决定遣送一批青年官费赴日本留学。王步文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学日本。到东京后，王步文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常委，同时担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委员。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份复杂，有军阀官僚卵翼下的顽固派；有只攻专业，不问政治的中间派；也有接受革命思想，立志献身祖国的革命派。王步文同童长荣、王树声等一起，在旅日进步青年学生和在华侨中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使许多革命青年和进步华侨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还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如江完白等，同当时在日本的葛晓东、王先强、汤志先等为首的国民党西巢鸭派（属西山会议派）进行斗争。
    1926年1月，国民党将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先通知在日本的国民党部选派一名代表回国参加会议。代表选举的当天，王步文登台讲演，阐明选举代表回国参加会议的意义，并揭露葛晓东、汤志先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名为革命，实是对孙中山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的背叛。这个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汤志先、王先强等右派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在会场制造混乱。汤志先手持短刀，突然向王步文刺去。王步文在大家的救援下脱险。最后王步文当选为代表，回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步文担任了国民党东京总支部书记。同年10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会议代表计80人，其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吴玉章等。王步文代表驻日总支部出席了这次会议。
    是年冬，蒋介石派戴季陶为特使到日本活动，企图以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王步文在中共东京特支的领导下，团结进步力量，对戴到日本的阴谋活动，给予了迎头痛击。戴季陶一到日本，王步文就在“欢迎会”上对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进行了痛斥。同时，王步文以国民党东京总支的名义，向戴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在日本政府没有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不得与日本当局谈判、借款、购买军械或订立任何密约，以影响北伐，破坏团结。第二，与日本朝野人士接触的内容和结果，必须随时通知驻日总支，必要时还得发表公报，否则，中国旅日各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坚决反对。王步文在进行上述斗争中，争取了在海外的进步青年和华侨，以及国外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兼之国内人民闻讯后进行了愤怒的声讨，戴季陶只好暂时停止在日本的活动，被迫灰溜溜地回国了。

    回皖重播革命火种

    1927年3月，王步文奉调回国，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学校、工厂、里弄等基层作报告，发表演说，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不久，他又担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长，负责主办中共上海区委直接领导的一个干部训练班，秘密训练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会青年干部，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作组织准备。王步文为搞好党的干部培训工作，着手编写《科学社会主义讲授提纲》，整理《社会运动辞典》，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行了野蛮杀戮。王步文没有被蒋介石的血腥屠杀所吓倒，曾写信给蒋介石，痛斥其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4月18日，王步文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轮船在长江里缓缓地逆流而上，王步文站在船头，面对月朗星稀和浩渺的江水，不禁感慨万分，即赋诗一首：“明月江中照，清风海上吹，多少兴亡事，都在水中推”。在武汉，王步文一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出版工作，并任《向导》周报编辑。
    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为委员兼管组织工作。省临委讨论了恢复安徽省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创造条件回安徽等问题。8月，省临委由武汉迁回安徽芜湖，直接领导安徽人民的革命斗争。回皖后，省临委设立了常委会，王步文参加常委会，负责组织工作。到8月中旬，省临委陆续同各地沟通了联系，帮助各地党组织恢复建立了领导机构。9月，王步文肩负党的重任，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日夜兼程，赶回安庆。当时的安庆处在一片魄恐怖之中，王步文不顾个人的安危努力开展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在安庆一带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怀宁中心县委、王步文兼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庆、桐城、庐江、潜山、太湖、宿松、望江等地党的活动。此后，在汤池畈召开了潜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临委的指示，做出了“组织工农，夺取敌人武器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挽回大革命败局”的决议，推动了这一带工农运动的发展。
    1927年10月，省临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发展土地革命，以建立农村里面的农会政权”、“坚决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准备领导农民暴动”。为贯彻省临委的指示，王步文回到家乡岳西县衙前、响肠一带（原属潜山县），同王效亭一起，组织农民斗争。在这里，他先后介绍了王效亭、吴介唐、储余、柳文杰等人回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接着，又成立中共潜特支，余大化任书记。12月初，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余大化和潜山县农协会秘书范笑山。为了营救这两位同志，王步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暴动。12月8日，王步文和王效亭等带领数千农协会员，包围了潜山县政府。这就是安庆地区著名的“一二•八”暴动。
    暴动失败次日，王步文及时将领导暴动的骨干转移到后北乡茶园庵，并将中共潜山特支迁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天堂（今岳西县城所在地）。月底，王步文在茶园庵召开暴动领导骨干及太湖、潜山、怀宁、桐城、秋浦、庐江、霍山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及教训。这为以后发起的震惊全省的请水寨暴动打下了基础。
    1927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安徽省临委暂解散。柯庆施调中央工作，派尹宽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巡视工作。尹宽不经调查研究，就对安徽党的工作横加指责，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就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暴动，并要求将工作的中心放在沿江少数城市。以致后来芜湖、白沙圩、万秋圩等地的农民暴动都先后失败，芜湖县委也遭到重大损失。
    1928年春，中央决定恢复安徽省临委，尹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此时，尹宽仍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暴动，遭到王步文和各地党组织的坚决反对。7月，党中央发来关于纠正盲动主义的指示信，尹宽既不贯彻，也不向下传达，仍坚持错误。这期间，王步文等与尹宽的排除异已，大搞宗派主义，以及武断专横的家长作风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亦向中央作了汇报。他在负责主编党报《血花》和编纂《社会运动辞典》的同时，抽出大量时间深入农村调查和开展农运工作，提出要象毛泽东、朱德那样把革命斗争的重点由城市转到乡村。尹宽对此大为不满，诬蔑王步文是“潜山代表”，搞“深山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要求中央撤去其省临委职务，调离安徽，致使王步文在“省委内没有立足之余地”。但他仍以革命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主动到革命形势发展比较缓慢的庐江、桐城一带的农村中去，开展农民运动，亲自领导了打土豪、杀劣绅、缄租减息的斗争。经过工作，这些地区的农民协会很快的发展起来。这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地主仍四处逼债，使广大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在庐江南乡有个恶霸地主唐少虎民愤极大，农村协会便在王步文的领导下，把这个恶霸地主抓来游街，边游边喊：“我叫唐少虎，是个恶东家，以后再不敢欺压农民了，……”，使其威风扫地，其他地主看后，都低头屈服，答应租额减半。通过这场斗争，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懂得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农协会员发展到二万多人。
    同年7月，王步文又到六安，深入各支部巡视，并参加工会、农协的实际工作。然后出席中共六霍县代表大会。会上做出了关于继续在工农运动中发展党组织，吸取工农分子入党，抗租反霸，争取群众，夺取武装，建设根据地的决议。进行了县委选举，王逸常任书记。9月王步文代理六霍县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六霍县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0月底，共建立5个区委，28个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