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德（左）在自家菜园  摄影/黄诚忠

　　孔庆德简历

　　1911年出生，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三代后裔。1928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陈调元部。1930年冬，入皖“围剿”红军。营长魏孟贤率部起义，孔庆德随之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排长、第十师三十团团长、独立第十师师长等职。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四旅旅长、第十纵队副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八军军长等。解放后，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本文为孔庆德将军92岁时采访文章）

　　将军蹒跚着走向客厅。他已经十分苍老，头发和密长的眉毛霜染一般，而那双见证苦难、浩劫与战争的眼睛，因岁月的沧桑而迷蒙和浑浊了。92岁的老将军孔庆德抚摸着右腕处那块酒盅大的枪伤，“那些死去的人都没能看到今天。”将军眼底浸润着一片苍茫。

　　蒙难：张国焘的人让我们去焚烧战友的尸体

　　“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

　　1931年11月的湖北红安县，躁动和悲壮浸透了这块糙红的土地。红四军与盘踞在红安县城内的国民党军第69师展开激战，红军将士势如破竹，破城而入，生擒国民党军师长赵冠英。

　　稠密的雾霭中，红军将士正忙着打扫战场。孔庆德的眼皮像突被火灼一般剧烈颤动几下。他依稀看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朝他冲来，随后他被扑倒在地。“那时我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残敌偷袭了我们。”将军嘴角微微抽动，“被五花大绑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奉鄂豫皖中央分局保卫局之命，前来逮捕我归案。”

　　他被视作“改组派”，押解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新集。在这里，张国焘正在实施残酷的内部“清洗”。“肃反对象”都被绳索捆绑，一根长绳将他们串在一起，“像一长串蚂蚱”。一间异常简陋的审讯室，只有一条长凳和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桌。众多红军将士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审讯后，草草地拉出去处决了。

　　“他们将我按在那条板凳上，在我之前，一个团长被从战场上押到这里。那团长浑身血迹斑斑，灰头垢面，要求仗打完了再审问。他们不同意。团长破口大骂：‘为什么不让老子在前线杀敌？为什么不让老子死在战场上？’第二天这位团长就被拉到河谷枪毙了。可是，他们没有找到我任何反叛的嫌疑和证据。我是死里逃生。”将军说，“像我这样稀里糊涂保住性命的只有100多人。”他被开除党籍，罚做苦力。他们抬石头，修防空洞，浑身酸痛乏力，心若死灰。有一天，监管他们的人命令他们“上山挑柴”。他们披着夜色，被人带到山上。柴禾早已准备好了，每人挑上一大担，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新集通往麻城的山路边，有一个小山洼，旁边有条小河沟，他们在这里止步了。孔庆德定睛一看，不由惊骇万状：小山凹里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而这些人都是被视作“反革命”杀掉的红军将士。

　　一层柴禾一层尸体，一摞好几层，然后用松枝点燃，用竹竿子拨弄。焦糊味充斥山谷，股股黑烟缠绕山脊盘旋不去。“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将军的双眼被泪水打湿，他扭过头，一只苍老的大手颤抖着抚上额头。

　　他们集体失语，内心泣血。挑柴、焚尸、掩埋，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期盼、等待，在焦灼和痛苦中过了酷暑与秋凉。已是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没有忘记孔庆德这些蒙冤的红军将士，他以部队减员严重必须尽快补充兵源为由，将陕川肃反中几百人组成的劳改队悉数纳入了红四军。以戴“罪”之身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了一年多的孔庆德重获新生。“王宏坤收编的劳役队的那几百人，绝大多数都战死了，幸存的寥寥无几。我是其中的一个。”将军拭去眼角的泪水。

　　行走：过草地时很多人的脚烂了，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将军的脚大得惊人，我的这双脚一生都没有停歇过，过草地时很多人的脚烂了，烂了也得走，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将军缓缓站立那个瞬间，我们蓦地发现他的那双蒲扇状的大脚大得惊人，脚骨突兀，青筋暴绽，行走起来如豹掌扑地，咚咚作响。他三过草地，几越雪山，“我能活下来，全靠了这双脚。”

　　将军有些得意，盯着那双微颤的脚，“当年许多人就是因为走不动了，才倒在了草地里。”1935年初秋，已是红四军10师36团团长的孔庆德率2800余人的疲惫之旅踏进了茫茫草地。脚下危机四伏，不慎踩空，就有可能陷进泥沼，气候暴戾无常，忽而暴雨如注，随后又飞雪漫卷。

　　6天时间，他们昼夜兼程，走到草地北边的班佑地区。“许多人的脚都被污水泡烂了，白花花的蛆虫在脚面上爬动。”说到这里，将军的嘴撅了起来，样子要吐，“脚烂了也得走，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试图在这里稍作休息，然而，紧盯着他们行踪的胡宗南部早已在此布网。

　　红军仓促应战，带着饥饿和疲劳与敌浴血奋战。孔庆德热血急涌，持枪冲入敌阵。猛地，他身子打了个趔趄，眼前一黑，一股柱状的血流从他胸口喷射而出……卫生队长冒弹雨冲到他身边，用手压住他胸部伤口处，遭到挤压的血流穿过指缝，四处喷溅。卫生队长急忙掏出纱布，猛地塞进伤口。血流止住，他被抬上担架。这一枪是致命的，斜穿肺部，从背后打了出来。这是他第四次挂彩了，长刀、炮弹和子弹在他躯体上都留下无法祛除的疤痕。“没有人相信我会活下来。”孔庆德回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中，他躺在担架上一直昏迷，除了胸部微微起伏显示他一息尚存外，看上去他像个“死人”。

　　与红一方面军刚刚会合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又分道扬镳，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几千人马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则奉命南返。张国焘为此鼓动他的麾下：回马四川，直指成都平原，那里有大米吃。

　　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感到茫茫草地更加凶险了，草根在从水洼中舀出的浑水中烹煮，缺盐，煮出的野菜汤又苦又涩，直愣愣的草根直刺咽喉。队伍中有人开始浮肿、便秘、头昏无力，病号与日俱增。抬担架的那个面黄肌瘦的士兵突然双腿发软，摇摇欲倒。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伸手抓住他的手，他和那个生命耗尽的士兵一同跌落在地。“把我的马牵过来，我自己骑马走。”他下了命令。在马背上颠簸，他冷汗淋漓，嘴唇被牙齿咬烂。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穿越了草地。

　　孔庆德可以趔趄地独自行走了，他把他的马让给伤兵骑。

　　他们走出草地来到毛儿盖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那是一片无数次出现在他们梦境中的庄稼地，青绿的玉米尚未成熟，部队以高价买了下来。饥饿至极的士兵拢了些柴禾，点火烧了便狼吞虎咽。不多时，几个士兵紧捂腹部，浑身抽搐，满地打滚。“我忽地意识到事情不妙，奔过去夺掉士兵手中的玉米。”将军沉浸在痛苦的记忆里，洁白的眉毛蹙成一团，“可那时已经没人听从我的劝阻，我不得不朝天开了一枪。”枪声把他们震愣了。很快，他们感到腹部胀痛。

　　庄稼地里到处滚动着呻吟不止的士兵。长时间的饥饿，他们的肠胃薄如白纸，骤然大量进食，几名官兵被胀死。“那情景实在是太惨了，”将军说着流下两行浑浊的老泪，“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将军说罢，久久地沉默。

　　自豪：孔庆德带人夺走了日军天皇御赐的大炮

    “为了不惊动敌人，我要求官兵打赤脚，不走道路，穿行田间。我们把日本鬼子气疯了。”

　　1939年，孔庆德率冀豫游击支队二团与日军周旋。“一天午后，我借助望远镜观察大杨庄敌人动向，猛地发现半截土围子后面露出一门大炮。”将军仰面沉思道，“我心里一动，决定夜晚把它弄过来！”孔庆德选出30余名精兵强将作为突击队，每人左臂扎一条白布巾，携手榴弹，配一把大刀。“为了不惊动敌人，我要求官兵打赤脚，不走道路，穿行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