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七大上，他以整风精神严格剖析了自己在军事工作和军事思想上的偏差。一个是关于“运动游击战”问题，“没有从战略眼光来分析问题，而是单纯从战术上来看事”。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他并不放过哪怕只是认识上的一时偏差。再一个是关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的错误表态。他坦言：“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从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省。”虽然他在宁都会议后不久，就很快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并与之决裂，站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思想一边，但刘伯承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彻底转变而原谅自己所犯过的错误。他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自我揭短，再次作深刻检讨，可谓达到了“责己也重以周”的境界，赢得大家的掌声和赞誉。刘伯承逝世后，中共中央致的悼词中也评价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