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至12月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为宣传阐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后收入《任弼时选集》，这篇重要文献重申了党的团结统一问题，明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党性以及增强党性的方法问题。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重读这一文献，既是对革命传统的传承，也可以为继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启示。

    党性的内涵和特征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党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性首先必须对党性的概念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任弼时指出“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他首先从四个角度明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党性、应该怎么理解党性。

    一是党性取决于党的性质。任弼时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通过明确政党的性质与党性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党的性质决定党性，不同的政党具有不同的党性。二是党性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是一个主动的东西。任弼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他还强调，“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并不是天然的就具有党性，需要通过学习和锻炼，形成主动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而且一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不是党性，升华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才是党性。这种觉悟和意识体现在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深刻理解和坚定维护上，体现在为党的事业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这一理解不仅明确了党性的阶级基础，还强调了党性修养的主观能动性。三是明确了党性可以用一些标准来测量。任弼时指出，政党的党性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具体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和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这就使得党性概念更为具体化。四是党性需要综合组织和思想等多个维度来理解。党性是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综合属性。任弼时强调，党性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还体现在组织上。党员必须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在组织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测量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在回答了什么是党性的问题后，任弼时进一步就怎样增强党性进行论述。党性教育和提高党员党性修养要注重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就要求必须明确如何测量党性。任弼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与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有关，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首先，“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任弼时还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其次，“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任弼时批评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并指出“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因为这些倾向是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的。他引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话强调：“党只有当他自己的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统一的整个部队——由意志之统一、行动之统一、纪律之统一所团结之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底斗争和指引它走向一个共同目的。”

    再次，“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党员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任弼时强调，“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说，首先自己应该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最后，“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我们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任弼时指出，“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

    任弼时提出的这四个测量党性的主要标志不仅强调党性的思想性质，提出开展思想斗争来锻炼党性，而且明确从组织纪律和党群关系上来测量党性，可以说是从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各个方面指出了对党员党性修养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其理论概括精炼明晰，非常容易理解和操作。

    增强党性的关键措施

    任弼时指出，在当时，“党的某些组织中，某些党员身上，尚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我们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情形和材料以后，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了这些不良倾向和现象，例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独断专行，阳奉阴违；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任弼时强调，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在党内虽然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严重的，存在着严重的危险。因此，“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且应该对照这个决定中所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