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故事：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任弼时同志在北京病逝。10月30日，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11月，《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出版，毛泽东为《纪念集》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这是一份书法档案，原件长53厘米，宽34厘米，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手稿，湖南省档案馆保存复制件。中央档案馆将其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5月版）。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特发此文，以志纪念。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同志因突发脑溢血，生命定格在这一天。就在逝世的前两天，他还一连数小时参与研究朝鲜战局，部署抗美援朝。

    任弼时同志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名培国，号二南。从16岁参加革命到46岁逝世，任弼时始终都是不知疲倦，忘我工作，把全部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叶剑英元帅在悼词中说：“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10月28日清晨，毛泽东来到北京市景山东街任弼时住所门前，为战友送行。当灵车缓缓驶离，毛泽东追忆起多年战友情深，不禁潸然泪下……

    毛泽东和任弼时的革命情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15年，任弼时初小毕业考入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这所学校里就读两年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他在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进步学会。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五四前后，任弼时参加了毛泽东参与组建的俄罗斯研究会，之后走上革命道路。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特别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共同战斗，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成为亲密战友。1921年，任弼时赴苏俄留学，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在1928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敌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他施加了酷刑。虽然最终被组织营救出狱，但严重损害了任弼时的健康。此后多年，任弼时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又因为长期从事艰苦劳累的革命斗争，身体变得很差。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著名的“五大书记”。任弼时是“五大书记”中年龄最小的，却也是身体最差的。他不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动脉血管严重硬化，有破裂的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医生和警卫人员劝他注意休息，任弼时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任弼时抱病参加。日益繁忙的工作终于将他拖垮，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使他一度出现昏迷症状。大会进行了7天，闭幕的当天下午，任弼时就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到北京玉泉山休养所休养。其间，毛泽东派人送上了一缸金鱼，还专门附上一封信：“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任弼时在玉泉山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有所好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也因此，身为“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没能参加开国大典，只能守在收音机旁听完开国大典的报道。

    1949年10月29日，应中共中央要求，两位苏联专家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诊治。毛泽东非常关心，要求时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将病情报告译成中文送他阅示。在确认任弼时高血压已经非常严重，并引发脑血管硬化后，中央决定安排任弼时赴苏联治病。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协商安排任弼时赴苏治病事宜。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任弼时赴苏治病的行程很快安排妥当。11月29日晚，任弼时一行踏上赴苏治病的行程。12月7日，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任弼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趁到该医院检查身体之际，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几位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1950年初，当任弼时转到莫斯科郊外的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专程去看望任弼时。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到中国代表团驻地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任弼时换换口味，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但当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毛泽东又把那盘鱼端得远远的，幽默地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说罢，二人都笑了。

    任弼时时刻挂念工作，在苏联也待不踏实，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要回国。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回到北京并致信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各同志，要求开始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主管组织和青委。”但是，一恢复工作，任弼时就把病情抛诸脑后，先把工作时间每天增至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往往工作在8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