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关羽守荆州固然是一个失误，但总体上，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60年12月在同薄一波谈话时，毛泽东还称道刘备入川时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北方人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历史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现象发生。一时英武有成的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实行政治领导，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其死前五年，大臣贺琛上书，希望梁武帝整肃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臣贵族，而梁武帝却一一驳斥贺琛的劝谏，说自己一向痛恨昏聩，事事小心，还指责贺琛不应该同那些权臣贵族过不去。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朝的由盛而衰，根本原因是梁武帝执政后期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了。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但在他执政的后期，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政，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