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时刻

　　1927年的9月9日

　　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后来他对斯诺说起当时的情况：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

　　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巴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