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北京东四八条胡同朱启钤宅，左起为张颖、章以吴、邓颖超、罗婉容、周恩来、章文晋、章梅。（图片由张颖提供）

　　2009年5月25日晚，笔者专访了在北京小汤山医院体检的原八路军女战士、外交部新闻司原副司长张颖。刚进房间，只见张颖老奶奶的茶几上居然放着一篇还未写就的文章，她说是利用体检的闲暇，正在为《天津日报》撰写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文章，已经写了一半。我看见8开的方格稿纸里，端庄秀丽的字迹，很容易认。

　　她虽然今年已经87岁高龄，但是，依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敏捷，出口成章。我内心感叹：张颖老奶奶不愧是记者出身，文思泉涌，不减当年。她说这跟自己数十年来每天坚持写作和锻炼身体有很大的关系。老人向我深情讲述了许多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间的珍贵往事。

　　她说——

　　1937年，读完高中一年级的我，热血沸腾，兴高采烈地从家乡广州来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1939年，我从延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工作，主要是改抄电报。1940年，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得知我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第一期学生，把我调到南方局文化委员会做文秘，发挥专业特长，并从事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我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了上至郭沫若下到演员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周副主席直接领导文化委员会工作，有些任务还亲自下达给我。

　　周副主席对我拍桌子

　　一次，著名作家夏衍创作了话剧《愁城记》，该剧写一对夫妇留在上海想干革命又跑不出来的故事。周副主席命令我写一篇剧评。我写两天也没有写出来。周副主席有些纳闷：“干吗不写？”我说：“写不出来。”周副主席很不高兴，他说：“不好写就不写了吗？”听周总理这么一说，我转身就跑出房间。周副主席一拍桌子：“你还有没有组织性？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就转身跑了。这是组织决定的，你回去写，今晚我叫《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取稿。”说完，周副主席即坐下不理我了，没留一点商量的余地。

　　我觉得很委屈，直掉泪。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心里憋得慌，就是写不出来，也很着急。约到凌晨两点时分，感觉有人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竟是周副主席，他用温和的语气说：“怎么样，掉眼泪了？！”我立即回答：“快写完了！”周副主席高兴地说：“好好写吧。”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我说：“刚才对你太严厉了，对不起！”凌晨四点《新华日报》的同志取走了刚刚写好的稿件，稿件当天就在该报发表了。这就是周副主席，对部属工作标准要求高，既严厉也鼓励，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健康成长。

　　周总理两次安排我到外交部工作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也不忘记时刻关心着我一个普通小兵的成长和进步。1954年，周总理找我谈话：“张颖，你到外交部工作怎么样？”我说：“不行，我对外交部工作不熟悉，外语水平不高，干不了。”周总理鼓励我说：“可以送你到外交学院学习嘛！”由于我态度坚决，我那时没有去外交部。

　　事隔10年，1964年，周总理再次要调我到外交部工作。当时我在文化部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筹备办公室工作，许多剧本需要组织和审查。我向周总理汇报：“等汇演结束后再去行不行？”周总理同意了。负责汇演工作的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也赞成我的做法。1965年，汇演结束后，我被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

　　周总理请我们到他家做客

　　周总理不但在工作上关心我们、培养我们，在生活上也是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家的关系处得好，每年春天，宋庆龄都要给周总理送鲥鱼，秋天送螃蟹。一次，周总理把曾经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请到家里做客，吃螃蟹。席间，周总理对我说：“张颖，你经常来北京开会，从来不看我。”言语中有些责备。我带点顽皮地说：“总理，您是一国总理，门槛高，我不能随便找您呐！”周总理立即严厉批评：“什么话，有衙门吗？”接着说：“你自视清高，要不得！以后你随时都可以来见我。”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张颖以后来了，一定要告诉我，我都要见她。”

　　后来，我除“文化大革命”中有3年没有见周总理外，其余30多年都没有中断，始终坚持着。我的同事见周总理十分喜爱张颖，就斗胆问周总理：“周总理，张颖是您的干女儿吧？”周总理风趣地说：“所有人的儿女都是我的子女。”

　　无限思念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晚上，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我和丈夫章文晋（曾任周总理秘书、外交部副部长）一起从加拿大回国休假，时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的林平在首都机场迎接时悲痛地悄悄告诉我们：“周总理不幸于今天早上逝世了！”当时，我们都懵了。回家后，我们立即去西花厅，到北门外，邓颖超大姐的秘书赵炜一把抱住我们痛哭失声。但是，她不让我们见邓颖超大姐，她说：“邓颖超大姐现在处于万分悲痛之中，见了会使她更加伤心，暂不便见。”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有家刊物约我写纪念文章，由于过分悲痛、思绪万千，我拿着笔好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眼泪不断地流下，湿透了桌上的稿纸。

　　从此，我每年都要从不同角度撰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字里行间流淌着我对周总理深深的思念和无限的热爱。

　　周总理的教诲使我永生难忘

　　由于工作需要，我直到70岁才离休。离休后，我一直坚持笔耕不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整理出来，给后人一个交待。至今，我出版了《思情日月常》、《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外交风云亲历记》等6部回忆录，另有一部《文坛风云录》刚刚通过长达两年的审查，很快就可以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