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两次安排我到外交部工作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也不忘记时刻关心着我一个普通小兵的成长和进步。1954年，周总理找我谈话：“张颖，你到外交部工作怎么样？”我说：“不行，我对外交部工作不熟悉，外语水平不高，干不了。”周总理鼓励我说：“可以送你到外交学院学习嘛！”由于我态度坚决，我那时没有去外交部。

　　事隔10年，1964年，周总理再次要调我到外交部工作。当时我在文化部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筹备办公室工作，许多剧本需要组织和审查。我向周总理汇报：“等汇演结束后再去行不行？”周总理同意了。负责汇演工作的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也赞成我的做法。1965年，汇演结束后，我被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

　　周总理请我们到他家做客

　　周总理不但在工作上关心我们、培养我们，在生活上也是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家的关系处得好，每年春天，宋庆龄都要给周总理送鲥鱼，秋天送螃蟹。一次，周总理把曾经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请到家里做客，吃螃蟹。席间，周总理对我说：“张颖，你经常来北京开会，从来不看我。”言语中有些责备。我带点顽皮地说：“总理，您是一国总理，门槛高，我不能随便找您呐！”周总理立即严厉批评：“什么话，有衙门吗？”接着说：“你自视清高，要不得！以后你随时都可以来见我。”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张颖以后来了，一定要告诉我，我都要见她。”

　　后来，我除“文化大革命”中有3年没有见周总理外，其余30多年都没有中断，始终坚持着。我的同事见周总理十分喜爱张颖，就斗胆问周总理：“周总理，张颖是您的干女儿吧？”周总理风趣地说：“所有人的儿女都是我的子女。”

　　无限思念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晚上，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我和丈夫章文晋（曾任周总理秘书、外交部副部长）一起从加拿大回国休假，时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的林平在首都机场迎接时悲痛地悄悄告诉我们：“周总理不幸于今天早上逝世了！”当时，我们都懵了。回家后，我们立即去西花厅，到北门外，邓颖超大姐的秘书赵炜一把抱住我们痛哭失声。但是，她不让我们见邓颖超大姐，她说：“邓颖超大姐现在处于万分悲痛之中，见了会使她更加伤心，暂不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