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好男要当兵

　　“我可以动员两个”

　　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上面的这张照片。

　　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

　　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都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并说：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伯伯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随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每月有几十元的工资。听了伯伯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一看就火啦，说：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上等兵，津贴费和列兵一样：6元！

　　我参军后每年都会拍张照片寄给母亲和七妈。1970年夏我回京时，七妈对我讲：“你每年寄来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不像军人，还是个学生。直到去年你寄来的照片，伯伯才说：‘嗯，像个军人啦！’”

　　3、脱下军装回农村

　　“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

　　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华高中毕业前，准备和邢燕子她们一样到农村去务农，得到了伯伯和七妈的全力支持。但此时兵役部门到学校征兵，秉华被列入了应征名单。他把此情况向伯伯、七妈做了汇报。伯伯此时对秉华参军的“干涉”就是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怎么要放弃了？”

　　后来，秉华到了成都的一个军事通讯学院，当了一名有线电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北京当了工人。后来在单位里提干，做了人事、纪检和北京市出版局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工作。2003年春，他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

　　我们最小的弟弟秉和、妹妹秉建，分别在1969年初1968年夏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当时他俩一个刚满17岁，一个不到16岁。

　　秉和、秉建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两人分别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应征。结果秉和作为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秉建到了北京军区的一个驻京部队。两人都高兴地向家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用秉建的话说是“始料不及”，用秉和的话说是“巨雷轰顶”！因为伯伯、七妈动员他们脱下军装，还是回农村、牧区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伯伯、七妈讲的理由是：你们的父亲现在正在接受审查(父亲周同宇受江青“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