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亲生儿子

　　197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和国务院的几位官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情况汇报。

　　会后，和往常一样，只要周不离开，几位官员都陪他再坐一会儿，有时说说国务院的工作，有时随意闲聊一会儿。这次大家说着笑着，又回到计划生育的话题上去了。

　　说着说着，周恩来突然问在场的几位领导:“你们知道吗？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等大家回答，周接着说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我和许多共产党人被通缉。当时，邓大姐在广州，正好临产，因为孩子太重，有9斤多。”

　　周说着还比划了一下：“有这么大！结果三天三夜没生下来，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只能用手术钳协助，因为用力太大了，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有活下来，夭折了，我也没有看到一眼。”说到这儿，他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

　　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李先念站起来说：“总理，今天不早了，您休息吧。”“好，休息！”周答应着，起身往西花厅走去，他的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大家分头散去，谁也没再说什么。

　　周恩来爱孩子，也希望有自己的亲生儿女，据说他和邓婚后不久，就因为孩子问题对邓大姐发过火。

　　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月，邓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自己和周恩来孕育的第一个小生命，给21岁的邓颖超带来的不是兴奋和甜蜜，而是担心和慌乱。

　　她到广州不久，又刚刚入党，工作尚未完全打开局面；周恩来则整日奔忙，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庭。左思右想，邓颖超自作主张，上街买了点药把孩子打掉了。

　　一个多月后，当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在她眼里，他一直是温柔、随和的。相识6年来，从未见过他发过火，这一次，她总算见识了。

　　周恩来对妻子勃然大怒。指责道:“你怎么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便扼杀，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太轻率！”

　　邓颖超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住地道歉。直到周恩来一通火发完，她才轻声说:“我知道错了，是我轻率、幼稚，还不行么？”周恩来后来就不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