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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起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中财委的人又决定继续增加纱布的控制量和定期存款量，又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以进一步稳定物价，到1952年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情况严重的华东局和中财委的负责人，作出了重大的判断和英明的决策。在1949年7月21日，他即致电华东局说：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要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减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计划交中央议订。
依靠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设依靠人民，也为了人民，这是辩证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也十分尊重陈云等经济领导的意见，遇到关系经济全局的事以正确与否为客观标准，共同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做贡献。
当时，中财委建立后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曾提出四条主要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即精简节约；在新解放区抓紧征粮；发行公债2400亿元；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之粮食、棉花、煤炭供应，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毛泽东在8月14日即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要求陈云就以下几点加以说明：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短，为什么要如此规定，以上请答复。时隔三天8月17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和华东局陈毅、饶漱石说，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中央。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政府尚存异议，因而中央决定推迟发行。9月7日，毛泽东在华中财委9月5日给中财委的电报上批示说：陈云同志，中央决定暂时不要发公债，为何华中决定10月初发行公债?请即去电制止，如华南东北有同样情形，亦应去电制止。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以为不与民争利，要行仁政，因而税收越少越好，许多地方都不敢收税了，中财委以税定全局考虑，认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必须还依靠税收，虽然这样负担重了一点，但也就不会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了。1950年2月，中财委在呈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里阐述了这一方针，报告中指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便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票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商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了。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税收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曾对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作出指示，要求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收集上海的税收办法加以研究，因为上海的税收办法得到英国侨民的肯定。英国侨民致政府的备忘录里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的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非合理，更依照“缴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当时，毛泽东要求薄一波将此情况告知天津市长黄敬。
1950年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同意陈毅等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谈到了解决公债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简单说来，有以下几点：一、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进；二、说明续税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在分担，共同克服困难；三、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并对失业失学问题商讨具体救助方法。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表示要妥慎处理税收问题，力争减少阻力，掌握主动权，并且肯定上海采取的有关方针是正确可行的。
这时候，由于中央缩紧银根，不走通货膨胀的路子，在平抑物价的斗争，一些资本家吃亏就较大了，毛泽东也就多次询问管财经的同志，工商业会不会有问题，要求掌握适度原则，否则过份打击工商业，不能恢复生产，财政困难继续，结果适得其反。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即为询问上海工商业者困难的实际情况致陈云电，电称：据上海市委电，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么大的困难，到底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真正的战略眼光。经济问题是复杂的，往往要考虑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新中国建立之初，平抑物价，稳定经济这样巨大的成绩的取得，与陈云、薄一波等财经战线上的一代领导的贡献分不开，也更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和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分不开，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了惊人的经济困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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