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1956年2月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为留学生授衔时与女儿聂力合影。

　　我每周回到家，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母亲说：“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宣布中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随即转向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个时候，身兼数职的父亲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分身有术。有一天，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道：“这样多的职务，怎么搞呀？”

　　毛泽东干脆地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从此，父亲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部队轮换、干部上前线见学等等，他都得运筹实施。

　　当时在中南海作战室工作的参谋王亚志回忆说：“聂总常常晚饭顾不上吃，只嚼几块饼干，继续忙到深夜，这对他已是常事了。”父亲当时的警卫参谋李常海回忆说：“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感到特别紧张。但聂总作为一个领导人，从来没有讲过累，实际上他是非常累的……有一回坐汽车回家，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我都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后来谈到我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父亲辛苦忙碌的情景。

　　那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中和高中，平时住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之前，我都在心里念叨：“爸爸啊，你最好在家呀，我们好好聊聊天。”可是回到家，我十有八九会失望，经常见不到他。

　　自从1946年我回到父母亲身边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和父亲见面的次数很少。全国解放了，不用带兵打仗了，本指望他在家里多陪陪我，或者是给我陪他的时间，我们父女多交流交流。可是，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比以前更忙了。每次回家，我是多么想见见父亲啊！和他说说话，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或者是我给他讲讲学校的事情；和他不慌不忙地吃一顿可口的饭，我给他夹菜，或者是他给我夹菜；和他一起坐车，到郊外去散散心，看看风景，等等。那有多好啊！

　　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满，说：“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

　　父亲说：“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又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实施，华北军区也承担其中一部分。父亲多次告诫军区后勤部，说：“当前，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首要任务，是大局的大局、中心的中心。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要给，没有的想方设法筹措也要给，要尽量满足前方需要。”父亲吩咐，凡途经华北的入朝部队，军区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尽量把入朝部队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

　　但是，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有东西运不上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比如，有的部队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有的部队只能喝稀饭打仗。有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当时正处于朝鲜最寒冷的季节。此役我军歼敌3.6万人，自己伤亡3万余人，却有5.1万多人冻伤，失去战斗力。

　　彭德怀有次来电报，电文只有6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重。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