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诗中宣称自己要"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又说:"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毛泽东则崇尚孟子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充塞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概,由此提出的名言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还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
1837年,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这个学院式的精神团体后,便以好辩著称。大学毕业不久因主编《莱茵报》同博士俱乐部的精神伙伴有了分歧,其中便包括大他9岁、有师友之谊的鲍威尔。当分歧无法调和时,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和鲍威尔公开论战,认为"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他还另外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给以前的朋友梅因,宣布决裂。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宣布从4月起停止《莱茵报》的出版,马克思当即给朋友写信说:"我决定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毛泽东的人生追求和行事风色也是如此。他同朋友建立的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则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一封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他宣称自己"立志真实","不愿牺牲真我";和朋友交往,"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他发出求友信,有一个人应约前来和他交谈,因话不投机,便拒绝交往。因不满学校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他还发动了驱赶校长的学潮。马克思和毛泽东年轻时的这些行事特点,无疑开启了他们一生讲求原则,追求真理,永远进取的战士精神和战斗风格。
无独有偶,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有影响的政治活动,都是从办报开始的。
马克思大学毕业不久便主编《莱茵报》,在该报上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政教分离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认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莱茵报》1843年被查封后,马克思又和思想战友们着手创办《德法年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时,就业志愿之一就是当新闻记者,曾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五四运动后,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得到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赞赏。1920年,为扩大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的影响,毛泽东还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132篇文章中,有70余篇是为相关报刊写的。早期的新闻经历,使马克思和毛泽东比较早地懂得舆论动员的巨大作用,并熟悉和掌握了宣传规律。这是他们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重视甚至亲自动手搞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思想转变的历程上讲,马克思和毛泽东也有明显相似的轨迹,都是在分析比较各种社会思潮之后,创立和确定自己的理论信念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没有赶上第一波工业革命的浪潮,还属于欧洲的落后和弱势国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更是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都深受各种求变求新以改造社会的思潮熏染,都是在经历了对各种思潮的观察、吸收、分析和批判后,才得以确立自己的信仰。马克思先后选择和批判过涉及哲学、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回到自然"的浪漫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青年德意志"、"真正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普鲁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他早期的代表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因思想论战的需要而写。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是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的,最初发表政见是觉得应该请孙中山当总统,梁启超当外交部长。随后,他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主张过呼声革命、平民主义、民众的大联合、联省自治、教育救国,曾倾心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等等,对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还亲身实践过。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他列出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五种思潮供大家参考: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分析这些思潮的利弊后,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最宜采用"。
马克思从23岁大学毕业到28岁开始创立新的世界观,只用了五年时间,所以恩格斯称他在思想领域"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心路,同样迅疾。他25岁走出校门,28岁参加建党,只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创立新的世界观后,仍然及时地通过分析、比较和批判各种思潮,去丰富、完善和发展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以后,也是通过及时地分析、比较和批判各种思潮,去实践、调整和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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